央行开启最大单日逆回购 5700亿投放应对春节扰动
春节临近,为了应对春节期间的流动性需求,央行已有所行动。
1月16日,央行称,目前仍处于税期高峰,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下行较快,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开展5700亿元逆回购操作。据悉,这是公开市场单日进行的最大规模逆回购操作。
具体而言,央行操作了7天逆回购3500亿元、28天逆回购2200亿元,当日有14天逆回购100亿元到期,实现净投放5600亿元。
对此,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称,继15日降准释放约5400亿元资金后,央行16日开展大额流动性投放,提前约20天进入春节投放季。
“放钱在预料之中,但是这么大量是没有预期到的。”一位华中地区农商行交易员称,“投放前,资金面与昨天(1月15日)下午差不多,稍微偏紧,隔夜在2.4%,7天在2.6%。投放后,市场变得宽松,隔夜在2.2%-2.3%,2.4%-2.5%。”
而央行的调控方向,央行副行长朱鹤新近日在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时或有所透露。他表示,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进一步增强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和社融规模合理增长,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同时在这个基础上,稳定好宏观杠杆率。
应对春节流动性需求
一般而言,春节期间有大量取现需求,会扰动市场流动性。
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李赫测算,2019年1月资金缺口约在3.5万亿左右,具体包括四个部分:企业和居民对现金的需求(1.5万亿)、1月财政存款上缴国库(5000亿)、地方政府债券提前发行(2000亿)、前期央行政策工具到期(1.3万亿)。
为应对流动性波动,央行1月4日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中1月15日和25日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共计释放资金1.5万亿元。与此同时,本周以来,央行公开市场连续净投放资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1月14日央行投放1000亿,15日净投放1800亿,尤其是16日超量投放5700亿,这一规模创下历史高点。三天合计投放8500亿,净投放7600亿。根据央行相关表述,净投放原因主要在于1月份是税收大月,目前已进入税收高峰期。
明明认为,央行在春节前20天左右开启大额投放窗口,以公开市场操作+降准的短期和长期投放相结合的形式维护资金面平稳跨年,大概率不再推出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CRA)和临时流动性便利(TLF)工具,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较为丰富,操作将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当前货币政策取向与2016年更为接近,春节前的流动性投放安排也更为接近。”
回顾过往,央行一般在春节前约20天展开流动性安排。
如2016年春节为2月8日,当年1月19日央行启动28天逆回购操作,实现4050亿元投放,1月21日再次加大投放,当天净投放5375亿元;2017年春节为1月28日,当年1月9日央行重启流动性净投放,以28天逆回购操作为主;2018年春节为2月16日,当年1月25日降准释放4500亿元。
此外,央行还在2017年1月20日创设了TLF,2018年2月9日央行开展CRA,以满足春节期间流动性需求。
资金面恢复宽松
央行大量投放资金,无疑会对资金市场带来扰动。
1月16日早上,隔夜融出偏少,在公开市场操作公告之后,超预期的投放使得资金供给大量增加,各期限融出均非常积极,7至14天价格略有回落,跨春节价格平稳。
一位资金交易人士称,逆回购超预期投放,资金面恢复宽松。具体来看,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DR001上涨4BP至2.28%,DR007下行3BP至2.61%,DR1M下行4BP至2.85%。
值得一提的是,元旦刚结束时,资金利率快速下行。
1月8日,DR001下行至1.43%左右,DR007下行至2.3%,与政策利率形成倒挂。每当利率出现倒挂,便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资金堆积在银行间。
这种观点存在一定道理,毕竟银行投放需要时间,过程中也确实会受传导因素影响。不过事实证明,本次利率倒挂更多是“节后综合征”,之后随着资金回笼等因素影响,利率快速回归了正常。
朱鹤新称,打通货币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最关键的一环是怎么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目前央行正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打通环节,提高效率。一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二是要解决资金成本问题,三是解决资本约束问题,四是做好风险防范。
一位华中地区支行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央行、银保监都对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做了一些措施,如定向降准、提高小微贷款不良容忍度等,这些对银行增加投放有一定作用。但从银行角度来说,最终还是要看效益,贷款放出去能否收回来很关键,这就需要企业能有好的发展环境和前景,因此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除了要货币和监管支持外,还要减税、降费,刺激消费。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近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市场普遍认为的货币政策传导受阻,与货币政策框架和政策利率设计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目前的宏观形势和体制下,不论是采用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等,都会出现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的问题。
马骏认为,这是我国面临经济周期下行、去杠杆措施的溢出效应以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非中性竞争体制三个问题叠加所导致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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