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很多二线城市都对高校毕业生落户开出优惠政策，这也被很多媒体解读为二线城市“求贤若渴”、“吸引人才”。
而据《西安晚报》的报道，在2018年2月份，西安市186个有户籍业务的派出所共500余名户籍管理民警集体誓师，坚决打赢为期三年的“人才、人口争夺攻坚战”。
“人口”二字说出了这场争夺战的实质。如果说上海、北京制订了严格的引进政策，是在“吸引人才”的话，西安、武汉、成都、南京等城市，对普通大学生甚至中专生实施零门槛落户，本质是在“争抢人口”。
这些区域中心城市突然开始争抢人口了，除了人口红利衰减、扩大房地产需求等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真的来了。
以西安为例。2016年2月5日，西安市对《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作了修改。根据修改后的目标，2020年西安市域人口规模要达到1070.7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870.57万人。但在2015年末，西安市的常住人口仅为870.56万人，距离目标还有200万的差距。
而从2011年到2015年，西安市在过去5年中人口一共才增长了不到20万人，平均每年不到4万人。2016年和2017年的年均人口增长也就10万出头，这样的增长速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西安开启了“人口攻坚战”，今年前3个月共有23.1万人落户西安。
西安有60.59万增长是因为西安托管了西咸新区的咸阳片区
焦虑的城市还有武汉。据《武汉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2016年武汉市人口净迁移率分别为-1.78‰和-0.29‰。人口净迁移率为负。2017年武汉市打响了“人才争夺战”的第一枪，武汉市的人口净迁移率也一举“扭亏为盈”，达到了19.78‰。
根据麦肯锡全球机构最近的一份报告，由于生育率下降和世界老龄化，全球人口增长正在放缓，在中国这一矛盾显得尤为突出。这一挑战意味着城市将面临互相之间的竞争，竞争目的就是抢夺人才或者人口。
中国城市过去两年的“抢人大战”其实就是这种竞争态势的体现。二线城市或许还有这样的魅力，三到五线城市可能不得不面对城市收缩的现实了。
二线城市抢人的背后，是很多城市正在收缩的现实
城市也会收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这样的概念。过去40年，中国人一直在享受城市的增长与扩张，并且认为城市将一直增长下去。
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全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8%，城市人口只有1.7亿。短短四十年间，城市化率提高了近40个百分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一个奇迹。
不过，在绝大多数城市在扩张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城市的人口在减少，即学界所说的“收缩城市“。此前有学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在中国行政意义上的六百多个城市的市(辖)区：在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减少。
人口密度减少幅度靠前的几个城市为：山西吕梁、甘肃定西、甘肃庆阳、内蒙古呼伦贝尔、云南临沧、黑龙江鸡西密山、内蒙古呼伦贝尔根河、内蒙古乌兰察布、湖北黄冈麻城、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除密山、根河、麻城、丰镇外，皆为地级市。
在国际上，对城市收缩的关注由来已久，这时常被看作是一个城市人口流失、失去活力的标志。但在中国，收缩现象还没进入主流视线。
国际上对“收缩城市”较为认同的标准是，拥有至少1万居民，超过两年的时间内大部分地区都在人口流失，并且正在经历以某种结构性危机为特征的经济转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吴康副教授的研究发现，从第五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国许多城市都调整了行政区划。这些城市把周边地区并入城区，造成人口密度下降，但城市实际并没有“收缩”。
他收集了各地的统计年鉴，剔除了进行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最终选择了694个城市样本。结果显示，2007年到2016年间，这些城市中有84个出现了人口收缩。
城市为什么会收缩？根据北京城市实验室的研究，最普遍的就是城市经历了结构性危机，像是如今资源匮乏的东北一些城市和遭受产业升级和电商影响的义乌，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遭受收缩的前几代工业化城市经历的命运，如美国以底特律为代表的铁锈地带，1950年有8座城市的人口此后下降了一半以上。
还有一些城市收缩的原因，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例如“大都市周边收缩”、“欠发达县级市收缩”、“边境偏远城市收缩”和“数据调整式收缩”，主要原因是大城市人口由边缘向中心集聚、乡镇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以及市辖区的范围调整等。
面对不断减少的人口，一些城市不应该再提出不切实际的规划
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已经或正在经历“城市的收缩”。
根据《德国城市研究杂志》对欧洲城市人口进行的研究，许多欧洲城市正面临或者即将面临城市人口的萎缩和老龄化问题。研究认为城市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将对经济发展、社会分化、城市更新、政府决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规划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应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然而，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停留在“每座城市的总规里都预测未来人口会增长，城市面积也跟着要扩张。”
以黑龙江伊春市为例，尽管该市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已开始减少，但《伊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提出，2005年市域人口要达到133万，2020年将达140万。事实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伊春的人口仅为115万。
为什么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要把人口增长作为目标呢？“十三五”规划中，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都与人口进行了挂钩。换句话说，在当下的规划体系下，只有人口增长才能有城区面积的增加，而只有城区面积增加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而所有的投资都是为了GDP。事实上，在这些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效果并不好，效率很低，还带来了很高的财政风险。
2014年11月30日，国土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在一次演讲中谈及了城镇化“人地失调”的问题：“建设用地存在外延扩张、粗放利用的情况。2000-2011年，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6.4%，但同期城镇人口增速是50.5%。”
面对城市的收缩，应该做些什么？
如何顺应收缩城市的特点进行重新规划，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课题。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美国城市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更新策略”。一种是“再增长”模式，它把吸引人口增长作为解决城市衰败的关键，规划大量项目，建设众多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博物馆和商业办公楼。
底特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采用了这种策略，来抑制城市的收缩。短期内，底特律的中心城区确实比之前热闹了许多，但居民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太多提高，反而加重了政府财政支出。就在前几年，这座城市最终彻底破产。
另一种策略是“精明收缩”。作为美国四大钢铁城市之一的俄亥俄州杨斯顿，2010 年的人口下降到了 1960 年的一半，市长同年宣布的规划中决定将原有工业用的地块改造为居民休闲娱乐的滨水带，改造大量城市绿地，加大教育投入，规划后的扬斯敦，住宅土地面积缩小了30%，整个城市面积也相应减少。
同样遭到年轻人抛弃的匹兹堡经历了从钢铁之城到新产业的转型，城市东区如今是多所大学、博物馆的聚集地。
其实，中国城市收缩的现象才刚刚开始，收缩城市人口一般都少于10%的人口流失。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龙瀛曾在演讲中说：中国收缩城市有一个悖论，人口在变少，但GDP还在增长，同时它的土地在扩张。比如我现在站着的红地毯，原来有5个人，后来人少了变成3个人，但是红地毯却变大了。
其实，城市收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意承认还逆势扩张，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资源错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