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行业的过剩产能也要“以人为本”别让职工独担“去产能”阵痛

曾经一度引以为傲的钢铁生产大国，如今却为钢铁所累，这样的结果的确令人尴尬不已。

1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提出，要坚持用法治和市场化手段，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在钢铁产能方面，他提出，要在近几年淘汰落后产能9000多万吨的基础上，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并且严控新增产能。

从国务院的层面来提出这样的压产计划，实属无奈。

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钢企负债率在67%左右，负债总额达4.38万亿元。债务的不断膨胀导致企业财务费用占比迅速扩张。通过对20家上市钢企的报表测算显示，上市钢企财务费用占营业总收入比重在2014年末为2.15%，而在2015年三季度这一数字达到了3.19%。财务费用占比不断上升导致企业现金流负担加重。目前，大部分中小钢厂都面临现金流快速消耗的窘境。

实际上，中国钢铁行业一直不太顺溜，即使是市场较好的时候，其利润完全被三大国际铁矿石供应商挤压，尽管维持了生产，但日子过得有些郁闷。

眼下，中国钢铁业的日子更加难熬，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开的最昂贵的药方，可能也治不好中国钢铁企业的病，因为这个病的症结就在于钢铁行业长期粗放式发展的冲动，以及长期对于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的漠视。

相关政策动态表明，2016年将是中国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实施行业解困的关键之年。有迹象显示，在这波以“去产能”为目标的调整和转型过程中，钢铁企业面临着“大洗牌”，必然会有一批钢企将遭遇“大浪淘沙”。

究竟有多少过剩产能

实际上，对于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业内人士早就提出过警告。尽管政府多次重拳出击，但是近十年调控钢铁业产能过剩却收效甚微，而且产能却愈来愈大。

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钢铁产能近3亿吨，2012年产能已经突破10亿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钢铁产能已经接近12.5亿吨。

而另一方面，全球钢铁需求低迷。中国冶金工业规划院最新研究表明，2015年我国钢材实际消费量为6.68亿吨，同比下降4%，预测2016年我国钢材实际消费量为6.48亿吨，同比减少2000万吨，同比下降3%。

根据以上的综合数据分析，我国有6亿吨的钢铁过剩产能。实际需求与过剩产能几乎对半。

有观点认为，中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在治理方面仅靠市场手段难以解决。

钢铁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业，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盐铁专营”的是齐国丞相管仲，之后，汉武帝又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自汉朝起，这项政策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时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以钢为纲”还是这种政策的延续。

在物质稀缺的年代，中国人可能只在书本里对产能过剩有过粗浅的认识。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工业产能极度缺乏。为了“超英赶美”，全国上下甚至不惜砸锅卖铁全民大炼钢铁。由于缺乏科学的生产方式，许多炼出来的钢质量极差，根本就不能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钢铁主管部门被撤销，同时，政府放松了钢铁业对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民营钢铁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诞生。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钢铁企业被迫积极参与竞争，努力改进生产技术，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不在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持续提高产品质量。

1996年，中国的钢铁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跃升至世界首位。钢铁是工业的粮食，“口粮”充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与几代钢铁人的辛苦努力分不开的。随着中国逐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科技进步和改革开放程度不断深入，钢铁业开始从供不应求逐步变成供大于求，直至现在的产能严重过剩。

《2014年~2018年中国钢材行业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显示，钢铁行业盈利水平下降既是产能过剩引起的后果，也是产能过剩的直接表现。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整体处于盈亏的边沿，使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下降，从而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专家表示，中国钢铁产能出现过剩，企业自身具有重要原因——企业不顾市场需求，一味追求规模扩大，盲目做大做强，产能冲动导致企业“做大做僵”。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公布的《2015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共有50家钢铁企业入围该榜单。实际上，这一入围数量是10年来的最低，2014年和2013年分别为51家和54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钢铁行业的基本情况。

谁是产能过剩的“共犯”

“集中审批、管控竞争的方式已难以抑制产能过剩。”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目前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往往是地方政府财政支柱企业，涉及当地财政收入、就业、经济稳定等问题；另一方面，现在过剩的产能不仅仅是落后产能，还包括结构性无序发展产生的大量先进产能，这些都是目前产能过剩政策调控无法根本解决的关键问题。

有观点认为，由于钢铁对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比如在GDP、就业、政绩等方面，在一些错误发展思路的导向下，会加剧产能过剩。同时，银行本身也有责任，因为一些钢企有时的投资是盲目的，没有银行资金支持也不可能实现大范围扩张。

此外，技术进步也是一方面，这是一把双刃剑。原来建设宝钢需要国务院领导牵头主持，当没有了技术制约，现在一个村长都可以指挥建设钢厂。

正是各个环节相关者的共同驱动，利益过度放大，造成了今天钢铁产能“骑虎难下”的结果。如果说一定要归属责任的话，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者属于“共犯”，至少在各自的环节都应承担主要责任。

产能利用率是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判断标准。欧美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83%比较合理，低于75%即为严重过剩。不妨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程度。

中国自2006年建立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统计以来，到2012年末，钢铁产能利用率平均为80%左右，总体上处于合理水平。但是，自2012年之后，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产能过剩矛盾不断激化。

目前，我国粗钢产量占亚洲总产量的70%以上，长期占据了世界钢铁产量的半壁江山。2012年、2013年、2014年，我国粗钢产能分别为10亿吨、10.4亿吨、12.5亿吨，粗钢产量分别为7.2亿吨、7.79亿吨和8.23亿吨，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4.9%和65.8%，已连续3年属于严重过剩。考虑到产能统计不完全，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实际上，像钢铁行业这样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影响之深的产能过剩，在改革开放以来几乎还未出现，由此产生的一些看似简单却各种因素盘根错节的新问题，也就一时难以有比较对症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很复杂。从外部来看，全球经济失衡导致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国间的博弈策略也相应调整，美国等欧美国家奉行量化宽松和保护主义，使中国产能调整始终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外部环境。

另外，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与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也有关系。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放缓态势，也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整体需求萎缩，这就使得按照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配置的钢铁产能，出现了严重过剩。

专家认为，化解矛盾的当务之急是严格市场准入，推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联动，严控产能无序扩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压缩现有产能，推动企业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但是从长远来看，要解决这一问题，还要尽快改变依靠行政审批的管理方式，更积极地完善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

“僵尸企业”亟待清理

随着近两年钢铁行业形势急转直下，不少钢铁企业陷入全面亏损。2015年以来，我国企业剥离钢铁资产的案例明显增多。

事实上，2015年在钢价一路下跌之下，国内钢厂无论规模如何，几乎陷入全面亏损。正因为如此，2015年可以称为国内钢厂关停年，多家钢厂在下半年被关停，包括山西海鑫钢铁、唐山淞汀钢铁这样的年产500万吨级以上的中型钢厂，还有一些中小型钢厂，其中山西关停4家，东北地区关停3家，新疆地区关停5家，江苏、湖北等地运行了几十年的钢厂也被迫关停，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据相关机构监测的钢铁价格数据显示，钢价从2011年以来整体处于下跌态势，其间虽不间断地出现反弹行情，但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历经5年整体跌幅超过了6成。

钢价持续下跌，主要原因在于钢铁产能过剩。2012年1月、2月，钢铁行业出现进入新世纪以来首次全行业亏损，随后几年内，钢铁行业持续挣扎在盈亏线上。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重点钢企实现利润15.81亿元，同比下降98.22%，其中亏损企业亏损额为289.24亿元。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前11个月，我国重点钢企合计亏损531.32亿元。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力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斩钉截铁地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地减少过剩产能，成为当务之急。

所谓“僵尸企业”，指的是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持续亏损3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2015年12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的提法，意味着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清理“僵尸企业”任务必须在两年内取得成效。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负责人在2016年大宗商品市场论坛上表示，国内粗钢产量持续下降，中国钢铁产销已入峰值平台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钢产量将总体下行。钢铁全行业亏损在加剧，“僵尸企业”退不出、死不了的问题急需解决。

钢协常务副会长朱继民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需求在下降，单位ＧＤＰ对钢材的消费强度将会进一步下降。从总体上判断，中国钢铁生产和钢消费都已进入峰值平台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钢产量将结束持续上升的趋势，围绕在一定区间波动，并呈总体下行的趋势。

相关数据显示，企业间竞争无序，造成钢材价格连续下降，甚至低于成本价销售产品，导致行业盈利能力降低。这种恶性竞争已从过去的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蔓延。在钢协的会员企业中，亏损企业已占到47%以上。

钢协人士提供的一份书面材料中称，目前的问题是，亏损企业想退退不出，“僵尸企业”想死死不了。有些企业的实际亏损比报表更严重，主要原因是银行对亏损企业收缩贷款，企业不得不调整报表。

钢协人士表示，在调研中不少企业反映，虽然近2年各地都出现亏损严重的企业一度停产，有的企业想退出，但地方政府出于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考虑，仍要求企业维持生产。有的企业资金链已断裂，成为“僵尸企业”，但彻底退出并不容易。

不过，不管如何，“去产能”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上至中央政府，下至生产企业、经销企业，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在这方面努力。

国务院决定，3年内对煤炭、钢铁新上项目一律不得核准、备案。钢协人士透露，在调整和转型过程中，钢铁企业面临着“大洗牌”。

别让职工独担“去产能”阵痛

钢铁去产能已不可逆转。对于钢铁行业目前停产、半停产产能涉及的30万~40万职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反对“不负责任地把他们推向市场”。他认为，政府要利用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妥善抚平“去产能”阵痛。

李新创表示，处理钢铁行业的“僵尸企业”至少应该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职工安置问题。现在钢铁产能达9300多吨的停产半停产“僵尸企业”，职工数量高达三四十万人，这部分职工的安置如何解决，是头等大事。因为钢铁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二是债务问题，钢铁行业又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僵尸企业”的资产如何处置也是大问题。比如，钢铁行业平均负债率接近70%，而这些“僵尸企业”可能高于70%。举个例子，某企业已停产，债务高达100多亿元，其中银行债务80多亿元，资产不到60亿元，另一个停产企业还拖欠职工工资3.6亿元，这些债务问题的处理已不是简单的企业或者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

第三是社会问题。社会稳定不仅仅是职工稳定，也包括企业所在地的相关产业、政府等的稳定。比如，一个地方，钢铁行业占主导地位，如果停产，不仅影响运输、餐饮、酒店，还影响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和正常开支，这个企业过去是一个纳税大户，现在却要靠财政补贴。因此，这种稳定，不仅是职工稳定，还是社会稳定，处理“僵尸企业”不是简单的事情，一定要高度重视，简单地靠开会议和发文件不能有效解决根本问题。

兼并重组是政府一直积极推动的事情。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很多文件，也推出了一些措施，但是为什么钢铁行业的联合重组不升反降，集中度最高达到接近50%，现在可能不到40%。对此，李新创指出，在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的过程中，应该是政府搭台，企业唱主角。在联合重组中，要充分考虑企业联合重组的内在动力和联合重组后的生命力，而不是仅靠政府的愿望。

李新创称，钢铁行业过去已经联合重组的企业，在“十二五”期间也有解散的，所以，要认识到联合重组对中国这样的大环境、小环境，以及企业和职工来说，与西方有不同之处。

李新创认为，对钢铁行业来讲，鼓励多联合、少破产的联合重组的观点值得思考。如果一个行业本来产能就过剩严重，联合重组会维持这样的已有产能，对去产能没有帮助。特别对于钢铁行业，可能多破产，才能够真正去产能。

“联合重组需要政府真正出台相关措施，帮助企业在联合重组中解决各种问题。”李新创说，企业联合重组后如何要生存，如何要去产能，去产能过程中一定有大量职工离开主业，如何妥善安置，这都是现实问题，没有政府的托底，联合重组在中国很困难。

李新创认为，联合重组是方向，各方面都在积极推进，但需要政府的宏观支持，需要财政、税收各方面的支持。对于一些优质资产，可通过联合重组发挥作用；对于一些没有竞争的企业或产能，再联合重组就要破产清算。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建立退出通道机制推进钢铁行业去产能，由中央、地方、银行、企业四方分摊，以补贴的形式鼓励企业降低产能，比如砍一吨钢产能奖励500块钱，甚至1000块钱。

记者了解到，财政部近日已经确定，将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该项资金在下发时，还将配套一部分地方资金，未来将主要用来解决钢铁和煤炭行业大量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

此外，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正在研究制订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总体方案，加大力度化解钢铁、煤炭等行业过剩产能。目前，我国化解产能过剩的原则是：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在实际执行中，政府将执行更加严格的安全、环保、质量、能耗等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限期退出，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等方式主动退出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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