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从日本经济大衰退中学到什么？

一、失去的十年：1992-2002

随着 90 年代初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10年的停滞期，虽然其间有所反复，但整体来看 1993-2002年的十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 0.8%，可以说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经历的最长的衰退。之所以会经历如此长时间的衰退，不仅仅因为泡沫破灭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也与日本政府的政策失误，国际环境动荡，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日本政治体制的落后等因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泡沫破灭之殇

1、资产价格严重缩水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资产价格的严重缩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土地资产和股票资产约缩水1300万亿日元。从股票价格变化来看，1989年12月，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日经225指数曾高达38915.87 点，股票的总市值高达630 万亿日元，大约相当于当年日本名义GNP总额的1.6倍。1990年泡沫破灭后，日经指数迅速跌破2万点大关，跌幅几乎达到50%，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东京股票市场的总市值蒸发了270万亿日元。

然而股市的下跌还远未结束，到1992年，日经指数跌至14309.41点，与1989年的最高点相比跌幅达到了60%。1998年，日经指数一路下跌并跌破 13000 点大关。到2003年，日经指数更是跌至7600点附近，总市值缩水至200万亿日元。

再从房地产的价格来看，1990年地价虽然继续上升，但 1991 年也转为了下降。1992 年以后，各大城市圈土地价格更是连年下降，1994 年，土地资产总值减少为 1824 万亿日元，回到了 1988 年的水平。之后，土地价格的下跌趋势仍未停止，并贯穿了整个90年代。

2、个人和家庭收支恶化，造成逆资产效应

泡沫破灭后，日本个人和家庭收支状况急剧恶化。在泡沫经济期间，个人和家庭的资产膨胀速度也是惊人的。但由于购买资产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借款而不是储蓄，所以1986-1989年，在家庭和个人的资产总额大幅增加的同时，负债总额也在大幅增加。从资产的内容看，在金融资产中股票投资信托和用于住宅的不动产投资增长很快。然而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家庭和个人拥有的资产大幅贬值，而负债额却依然庞大。结果，大多数家庭和个人因资产贬值而陷入了困境，申请自我破产的件数迅速增加，仅1992年一年就多达4 万件以上，破产件数之多前所未有。此外，消费者无法偿还银行消费贷款的信用事故 1992年也多达27万件。在泡沫经济期间突然膨胀起来的资产又迅速消失了，1990年，家庭和个人的股票资产由 237万亿日元减少为 163万亿日元，一下子减少了 74 万亿日元，大约相当于当年家庭和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4。其后，家庭和个人所有的住宅和土地也大幅度贬值。由于家庭和个人由暴富到赤贫的变化，家庭和个人的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大手大脚、追求高档和奢侈消费，转变为斤斤计较、精打细算了，家庭和个人的消费支出随之减少。

3、不良债权增加，银行大量破产

在泡沫经济期间，银行向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泡沫经济繁荣时，房地产公司盲目上了写字楼、娱乐场、高尔夫球场、度假村等许多建设周期长的大项目。泡沫经济崩溃后，这些项目有的建成后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利用效率十分低下；有的项目还没有完工，不得不中途停止或另做他用，造成巨大的资金浪费和损失。此外，不少大企业也因持有的股票和土地亏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众多中小企业则由于受大企业加工定货减少以及市场需求下降等影响，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不得不倒闭破产。而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因家庭和企业拖欠贷款，陷入不良债权的深渊。根据日本大藏省 1995 年 6 月公布的数字，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为40万亿日元。到1998年1月，包括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等在内的全国 46家银行自查的不良债权总金额高达 76.7万亿日元，约占贷款总额的12%。截止 1999 年3月底，日本所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总额为 80.6 万亿日元。

在巨额的不良债权的压力下，发生了多家信用社、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的事件，打破了“银行不破产”的神话。1994-1995 年，东京协和信用社、安全信用社、宇宙信用社相继倒闭，其中宇宙信用社是日本最大的信贷联盟信用合作社。1997-1998 年，历史悠久的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以及四大债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也相继倒闭了。由此，日本金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日本经济也陷入了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4、“三过剩”严重

（1）设备过剩

1987-1989 年，日本的经济增长很快， GDP 和工业生产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遥遥领先，加之大量过剩资本的存在，日本企业设备投资连续 3 年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加，1990 年设备投资额高达 88.7 万亿日元，比 1986 年增加了58.6%，占GNP的19.5%。这一时期，设备投资连年超过美国，这里边虽然有日元升值的因素，但设备投资过热也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受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影响，日本企业利用金融宽松的条件，建厂房和高档设施，大型生产线等项目也纷纷上马。迅速增加的设备投资虽然推动了平成景气发展，但却导致了严重的设备过剩。1991 年，制造业开工率下降了 1.5%，1992 年又骤然下降了 7.7%。结果，1992 年末，制造业开工率就下降到了 197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直到 1998 年，企业中的过剩设备仍然大量存在。据日本企划厅试算，1998 年 7-9 月，全国企业总的过剩设备按金额计算高达 85.9 万亿日元。其中，主要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汽车工业 300 万台；钢铁工业 2400万吨；石油化学工业 70 万吨。

（2）房地产过剩

1991年，全国公寓发售户数为 84951 户，比上年减少了 41.3%，是197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观光旅游区别墅的发售户数为 9319 户，比上年减少了 42.7%。由于大量建造的公寓特别是豪华别墅卖不出去，再加上办公楼的空室率提高，休闲游乐设施利用率下降，房地产就严重过剩了。房地产严重过剩不仅使地价进一步下跌，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新的房地产投资。1991年，新开工建设的住宅为 137 万户，比上年减少19.7%，是1986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3）雇佣过剩

在泡沫经济期间，由于企业经营规模和事业领域的扩大，企业雇佣规模也随之扩大了。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因市场萎缩和银行惜贷，导致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利润下降等情况出现，最终导致大量企业倒闭。1997年，企业破产多达16464 家，其中包括一些大企业特别是一些知名上市企业。大企业破产不仅破产负债额大，而且还影响到与其关联的子公司和交易对象企业，这些企业也发生了连锁的破产。而那些未倒闭的企业，也受到了市场萎缩和银行惜贷的影响，不得不缩小经营规模和事业领域。由此，企业就出现了人员过剩的局面，纷纷裁员。1990 年 6-12 月，仅证券业就裁减了 14000多人。1992 年，全国企业的过剩人员已达80-100万人，失业率也直线上升。

（二）政府决策失当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于日本政府对泡沫经济和泡沫经济崩溃萧条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虽然也实施了景气对策，但是景气政策滞后，力度和规模也太小；当经济出现改善的迹象后，又对经济前景过于乐观，采取紧缩政策。结果不仅未能使日本经济及时摆脱泡沫经济后遗症的严重影响，快速走向经济恢复的轨道，反而使景气越来越恶化，整个90年代一直处于长期低迷的状态。

1991年7月起，日本银行虽然连续采取金融缓和政策，把法定贴现率由1990年的6%降低到1992年7月的3.25%，随后又进一步降低至0.5%的历史新低，但为时已晚。

在货币供给方面，1992年的货币供给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比1991年减少了近9000亿日元。结果，泡沫经济崩溃后，地价和股价大幅度、长时间地下跌，加剧了经济萧条。

针对当时的地价和股价暴跌和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日本政府 1992 年发表了《金融行政运营方针》，并开始采取一系列综合经济对策和刺激需求对策，试图靠扩大公共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自 1992 年 3月至1998 年12 月，日本政府先后推出了 11次刺激经济回升的对策，多次追加补充预算，财政支出规模高达107.37万亿日元。如果加上 1997 年后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稳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公共资金，总额将近 190 万亿日元，刺激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收效甚微。

持续巨额的财政支出，不仅没有使经济出现显著好转，反而积累了巨大的债务负担。到 2000 年底，中央政府长期债务余额高达 365万亿日元，加上地方长期债，总额达642万亿日元，占GDP的135.3%。自1996 年起，日本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达到8%左右，远远高于3%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债务依存度也明显偏高，1998 年起国债收入占政府支出的比重维持在 40%左右，远远高于 15-20%的合理水平。巨大的财政风险，迫使日本政府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把防止财政破产放在重要议事日程。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财政，既牺牲了效率，也影响了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资产价格下降是过激的金融紧缩政策所造成的临时现象，只要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来刺激和支撑需求，经济马上就会恢复。由于轻信地价、股价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还会上升，只要地价、股价重新上涨，不良债权就会自动减少。这种认识上的错误造也成了政策失误，致使20世纪 90 年代前期金融政策实际上未能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对不良债权没有进行彻底的处理。自1992 年起，日本的银行虽然处理了超过72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但不良债权的余额仍在增加。据日本银行当时的统计，2000 年日本全部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为 43.4 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约为 6%，但民间估计潜在不良债权还有约 100 万亿日元，由于经济衰退、企业破产，不良债权持续增加。

除此之外，1996 年日本经济景气状况终于有所回升，但当时的政府没有能够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刺激景气继续扩大，而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采取了增税措施，将当时 3%的消费税提高到 5%，给稍有起色的经济泼了一盆冷水。再加上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萧条，1998-1999年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

（三）国际环境动荡

2000 年日本对外贸易依存度达 18%，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 10%，出口下滑对日本经济影响显著。1995-1996年日本经济已出现复苏迹象，但受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出口下滑1.3%，1999年进一步下降6.1%，导致GDP 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2000 年后受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影响，日本出口再次出现负增长，GDP 增速也随之下滑。因此90年代国际环境的剧烈动荡，也是导致日本经济 10年停滞的重要原因。

（四）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20世纪 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日本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将高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其丧失了持续增长的机遇。90年代日本产业升级缓慢，最重要的表现是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竞争中完全丧失主导权。日本企业在信息技术的竞争中落后于美国，是美日两国经济在 90 年代形成鲜明反差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产业升级缓慢，而传统产业又受到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强有力竞争，日本产业竞争力不断下降，这对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日本来说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五）经济体制落后

在追赶阶段，日本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由于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日本经济奇迹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但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政府主导型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首先，在“政府主导型”体制下，逐渐形成了政(国会议员等政治家)、官(政府官员)、财(财界和企业界人士)的“铁三角”，三者相互勾结、互相作用，形成了“金权政治”和寻租行为的土壤。政治家和官僚向财界、企业界索要钱财，谋取自身利益，获得巨额政治资金；财界依仗政治家和官僚的庇护，获得各种优惠和关照，谋取超额利润。这种体制不仅使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而且使官厅总揽一切，法律形同虚设，使政界世袭现象和裙带关系日益突出。

其次，在“政府主导型”体制下，形成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过分和过滥的干预。其中包括政府规制、行政指导和官员“下凡”多种渠道。在日本，政府每年都以“规制”的形式对企业和居民行为进行干预。所谓“规制”，就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对企业和居民的活动进行干预和介入，实施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许可、特许、承认、确认、决定、证明、公认、指定等等。政府规制一般还有章可循，而行政指导就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所谓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构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以奖惩性的经济手段为后盾，以协商、劝告的形式，对民间企业进行干预。它是政府常用的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所谓官员“下凡”，就是离职、退休的政府官员到相关的大企业担任高级职务，利用原有的政治关系和影响为企业疏通关系，提供情报，这是以隐蔽的形式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勾结。毫无疑问，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干预如此宽泛和不规范，势必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破坏、抑制和扭曲，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

第三，“政府主导型”体制在完成追赶任务后，不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走向它的反面。如对民间企业实行“护送舰队”式超保护，结果既束缚了民间的活力，又弱化了竞争能力；过度依赖国债的传统财政体制，导致国家债台高筑，几乎丧失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以主力银行制为代表的金融中介体系和企业集团的纵向结合和相互持股，既保护了垄断，造成效率低下，不利于竞争，又导致“内部人控制”，侵害股东利益；传统的流通体制有着很强封闭性、排他性，导致交易内部化，效率低、价格高；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更是不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流动和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传统的以模仿改良实用技术为主的科技体制，在本国经济高度发展后，没有了基础和后劲，不能培植出创新力，经济失去了新的增长点。总之，这些体制因素都从积极走向反面，在相当程度上压抑了企业和个人的活力，弱化了市场功能，限制了竞争，阻碍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的成长，成为经济调整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二、低速增长期：2003-2015

2003年后，随着日本经济逐渐从失去的十年中走出，日本开始进入一个低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复苏期、危机期和后危机期三个小阶段。

（一）复苏期：2003-2007

日本经济进入复苏期，是以日本不良债权的基本解决为标志的。泡沫破灭后，由于资产价格的暴跌，居民和企业的资产大幅缩水，但负债却仍然存在，这就导致了大量居民和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银行不良债权飙升。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央行和政府均未意识到不良债权问题的严重性，有的银行甚至想方设法掩盖其不良资产的数额， 金融当局对此也讳莫如深， 一再拖延对该问题的处理。 1994年后，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解决方案，但力度不够。

直到1995 年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才真正开始处理不良债权问题。 大藏省在 1995年 9 月提出了处理不良债权的基本方针。1996 年4-6 月，先后颁布了三项有关处理不良债权问题的法律(简称“金融法”)。这一阶段还集中精力处理了“住专” （即住房金融专门公司，主要向个人提供住房贷款，并面向不动产公司提供房地产抵押贷款等）问题，主要是解散了7 家存在严重不良债权的“住专”，大藏省成立“住专”金融债权管理机构接管其债务，投入 6850 亿日元的政府资金，井要求曾给“住专”提供资金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放弃对“住专”的债权。同时，还依据“金融三法”处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

1997年11 月以后，开始以政府为主导痛下决心解决不良债权问题。这时，日本政府“稳定金融体系紧急对策”的指导思想也从自由竞争发展为“保大放小”，即确保大银行的稳定，让大量中小银行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一是从法律建设入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措施。二是实施有条件的政府注资。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动用了占 GDP12%的60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来稳定金融体系，其中的 8 万亿日元用于保护健全的债务人；17 万亿用于解决存款保险机构财务状况恶化的局面，保护存款人；25 万亿日元被用于增强金融机构的资本，以解决银行惜贷问题。三是进行金融业的合并重组。

用政府注资等方式解决不良债权，有助于迅速稳定金融环境和恢复市场信心。到 2003 年 3 月，日本银行和金融业的“风险管理不良债权”终于减少至 35.3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8.3%，其中大型金融机构减幅更高达27.1%。从1999 年后出现的日元升值以及股票价格的不断攀升和企业收益的收转，也可以看出包括政府注资在内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已取得成效。

为了配合不良债权的解决，在将基准利率降低至近 0 水平后，自 2001 年起，日本央行开始实行 QE 政策，并持续至 2006 年，在财政政策空间受制于债务率的情况下，对不良债权的妥善解决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增长营造了宽松的货币环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不良债权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日本银行业惜贷的现象得到有效缓解，宽松的货币政策得以顺畅的支持实体企业，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显著回落，实体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加之全球经济在此期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外需的持续改善有利于日本出口的增长，在此期间日本出口维持了 10%以上的年均增长。2003-2007年间，日本GDP年均增速接近2%。

（二）危机期：2008-2009

2007年8 月由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通过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逐渐传导至全球金融市场 ，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从 2008 年起，信贷紧缩效应开始冲击全球实体经济，日本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受次贷危机影响，2008年日本 GDP萎缩1%，2009 年萎缩幅度扩大到 5.5%。

（三）后危机期：2010至今

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日本也不例外。2010 年由于日本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增大基础货币供应量， 日本经济出现了V型反弹。但由于债务压力巨大，财政政策空间有限且持续性不足，经济复苏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出现衰退的迹象。因此，在财政政策无计可施，基准利率降无可降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在 2010年10月再次开始实施 QE，并持续加码，直至现在。目前日本央行还维持着每年 80万亿日元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

然而在日本央行的持续宽松下，日本经济在短暂的回升后再次下滑，2014 年上调消费税进一步将日本经济推入衰退的悬崖边。为何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能够推动美国经济走出次贷危机的阴影，日本经济却依然死气沉沉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力度较弱，仍然未能从次贷危机的泥潭中走出。相对于美国，日本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更高，全球经济的低迷对日本经济的拖累也较美国更大。

其次，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逆资产效应仍未过去，日本国内消费意愿低迷，经济增长的低迷导致的收入增长停滞更进一步加剧了消费的不景气。

第三，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人口呈现出加速老龄化的迹象，劳动力人口出现了快速的减少，劳动力的减少既拉低了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也进一步削弱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第四，日本呈现产业结构空心化和固化的趋势，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目前来看，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因素短期内都很难有明显的改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宽松已经被证明无法有效推动日本经济增长，日本经济的低增长状态或将长期维持。

三、后泡沫时代日本经济的教训和启示

（一）后泡沫时代日本经济的教训

1、对衰退的深重程度认识不足，政策缺乏预见性

日本政府对“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呆坏账所产生的严重影响认识不足。日本政府在 1991年度的《经济白皮书》中认为，“‘泡沫经济’的崩溃对个人消费的负面影响是轻微的，对设备投资的影响也不严重”。又说“这种影响在1993年以后就会消失，1993 年下半年开始景气就会出现复苏的迹象”。泡沫经济崩溃后，对严重危及金融体系安全的巨额不良债权问题，日本政府迟迟没有拿出实质性对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据推算，在1992年时，不良资产大致为 20万亿日元，这时政府和银行完全有能力处理不良资产，但都不愿意立即着手解决问题。采取拖延的办法，期望经济不久就会恢复，地价和股票价格一旦上涨，不良资产问题就可以随之迎刃而解。结果事与愿违，地价和股票价格持续下跌，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直到 1997 年秋爆发金融危机，出现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以后，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日本政府又在用什么手段处理不良债权，是否动用政府资金上产生犹豫，再次坐失良机，以致“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进一步恶化，一直延续到今天。

2、宏观调控缺乏大手笔，政策与经济形势相背离或滞后

日本经济 1992 年来也出现过几次复苏的苗头，但都如昙花一现，很快便又消失。每一次出现复苏迹象或重陷衰退，直接原因不尽相同，在深层原因上，则与日本政府在宏观战略上的一些失误有莫大关系。首先，宏观调控不力。以金融为例，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银行实行“护送船队”式的保护。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内呼吁改革的舆论此起彼伏，但金融体制改革实际动作迟缓，收效不大。财政政策方面，由于日本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很高，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刺激景气的政策效果甚微，很多是无用之功。虽然它有利于降低失业率，但这“一瞬间效果”付出的代价却是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国家财政濒临危机。

其次，表现在日本政府对1996年经济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 1995-1996 年，日本经济出现了 3%左右的增长率。这实际上是因为阪神大地震公共投资扩大，以及 1997 年 4 月起提高消费税率引致的提前消费等特殊因素造成的。可当时的桥本内阁以为景气己经走上自律性回升轨道，采取了“优先财政重建”的政策。为此，决定从 1997 年 4月 1 日起将消费税率由 3%提升到 5%，使国民税负增加 9 万亿日元左右，结果造成占日本 GDP60%以上的个人消费立刻出现疲软，成为景气恶化的导火索。这样，政府的景气对策出现严重错误，打断了复苏的步伐，使日本经济在 1997 年 4 月以后陷入新一轮更加严重的萧条。这次萧条因此被称作“政策萧条”。可见，日本政府的政策有时十分短见和消极，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第三，日本政府对信息技术发展的深远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及时推动“新经济”的转型，甚至一直怀疑“新经济”，怀疑信息技术是否真正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个人电脑的普及率、因特网的普及率都排在世界十几位，信息化方面甚至不如新加坡、韩国。日本企业在信息化的投资也逊于美国。在 IT产业的政策环境完善方面更大大落后于欧美。

3、没有更主动的开放战略，经济上存在封闭性

从经济的角度，日本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开放的办法，通过融入亚洲、向亚洲国家开放国门来解决的。日本在国内需求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十分需要从本国的“小需求主义”跳出来，转向放眼广阔的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大需求主义”，通过努力发掘和利用亚洲乃至全球的现实的和潜在的需求，来支撑 21 世纪日本经济的增长。日本本应大力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但却做得很不够，动作迟缓，各方面认识不一。产、官、学界有一些人对中国抱敌视态度，顾虑重重。

同时，日本国内市场和企业的封闭性仍然很强，政府仍在保护低效率、比较劣势的产业，存在明显的双重结构。

一方面，拥有竞争力很强的汽车、家电、机床等出口型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比美国高出 20%；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十分缺乏竞争力、效率很低的面向国内的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3%，而占总就业人口却达到 90%。在政府干预下，银行部门的贷款也主要向它们倾斜。对比较优势下降的产业，日本不是放开竞争，主动推动其转移，而是过度保护。

4、改革的步伐迟缓，重大改革措施不能坚定地实施下去

从目前情况看，迄今为止日本的各项改革远远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除了有改革时机的选择、改革内容的协调等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的阻力特别大。民众安于现状、患得患失，没有危机感，没有促进社会变革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体制改革的阻力很大，创新动力不足，是日本始终难以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

（二）对中国的启示

1、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灵活性

日本经济之所以会在泡沫破灭后一蹶不振，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政府政策预见性不足，对经济前景缺乏准确的判断；灵活性不够，不能根据经济环境及时采取措施有关。因此加强政策的预见性和灵活性，是各国政府永远的必修课。

2、进一步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市场

日本经济增长动力的缺失很大程度上与市场和产业的封闭性有关。与日本相比，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仍远远不够，充分的对外开放才能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半途而废

中国和日本同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脱胎出来的，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的主导作用、官僚体制对市场的干预和限制，都较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排除阻力，减少行政手段对市场的干预，仍然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4、审慎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过度负债

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在刺激经济方面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随之而来的债务负担也会限制未来财政政策的空间。因此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应该以价格杠杆代替数量手段，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5、对金融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对银行坏账，信用风险等保持高度的警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目前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银行坏账风险和信用风险呈现上升的态势，金融风险的防范仍需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