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退欧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英国退欧不仅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停滞和减缓，而且可能同时导致区域主义、次区域合作的兴起。很快会看到欧洲国家之间启动关系重组。

6月24日，英国全民公投计票结果揭晓，51.89%的投票者支持“退欧”。尽管真正实现退欧仍然道阻且长(需要向欧盟申请并进行谈判，然后通过议会表决)，但这一投票结果的影响极为深远，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这不仅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倒退，更是“去全球化”浪潮的最新表现，其波及范围绝不仅仅限于欧洲。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积极推动者，中国必然会受到英国退欧的影响，如何应对新的状况又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

民粹主义对全球化的逆袭

英国退欧，也即“去欧洲化”，本质上是危机推动下“去全球化”的反映。鉴于当下欧洲错综复杂的格局，一个有着悠久“光荣孤立”传统的英国脱离欧盟，并不那么出人意料。究其原因，绝不仅仅是英国“合则聚，不合则散”的情怀，而是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逻辑与时代因素，是欧洲内部分化、民粹主义抬头和全球经济政治动荡的缩影。

对于欧盟来说，将要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因为这还不仅仅在于英伦岛国的脱离，而是如何才能避免这一运行了24年之久的联盟的进一步解体。从整个欧洲的黯淡前景看来，欧盟的确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一趋势在多年前就已出现，从外界对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欧猪四国”的揶揄即可看出，欧盟内部很早就因贫富不均、苦乐不均而出现愈加明显的分化倾向。决策体制的低效、“猪一样队友”的拖累以及东进南扩留下的诸多风险，导致欧盟近年来步履维艰，而那些西欧、北欧的诸多发达国家也承受着国内巨大的民意压力，不排除他们下一步也可能出于现实利益和安全考量而选择退出自保。最坏的结果是，欧盟最终或许真的成了因“劣进良出”而成为失败的区域一体化案例。

而且，英国退欧不仅事关欧洲，也是全球经济和政治局势动荡的缩影。当前，全球深深陷入低速增长、跨境贸易低迷、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失灵的泥潭，短期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世界经济能够摆脱阴霾。全球经济退潮之下，“英国退欧”作为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很多麻烦可能才刚刚开始：美国年内加息障碍重重、欧盟经济雪上加霜、各国被动再次释放流动性、恐怖袭击人人自危、金融市场反复震荡，尤其是民粹主义对全球化造成逆袭，区域一体化面临严峻挑战，贸易及投资的保护主义日益盛行。

英国回归传统的“光荣孤立”与美国日渐高涨的“孤立主义”遥相呼应，加上法德明年也将面临大选，欧盟前景堪忧。日益蔓延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于各国、各区域乃至全球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地缘政治稳定都将造成剧烈而深远的影响，假借宗教、民族等外衣的各种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等新型挑战抬头。

英国退欧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英国退欧对于欧盟和世界各国来说，有利有弊。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环，也必须共同承担其中的利弊。

英国退欧对欧盟和世界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削弱了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欧盟作为世界多极社会中的重要一极，它受到的重大挫折对欧洲社会的稳定和欧非地区的和平都构成更大压力。

二是冲击欧洲经济和欧元区的稳定。不仅英国增长至少减缓0.5%，而且欧盟区经济因此进一步放缓。欧元作为平衡美元的重要因素，其信用受损严重损害对欧洲经济复苏的信心，将导致美元和黄金再次走强，石油价格及其他几乎所有资产均面临压力。

三是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新的困扰。各国被迫增加流动性，负利率成为普遍现象。欧盟遇挫不仅影响欧洲经济复苏，而且对于与其关系密切的区域外国家的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将欧盟区需求复苏视为贸易增长的动力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四是英国与欧盟渐行渐远，通过英国协调欧盟内部关系日趋困难。

当然，英国退欧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一是欧元的竞争力削弱，客观上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崛起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二是英国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将为加强对华合作带来新机遇。随着英国在欧洲区域红利的减少，它将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合作，比如推动中英自由贸易区谈判等。多种国际合作新框架将应运而生，而英、俄都是具有深厚的全球战略意识和国际开发经验的世界级国家，它们提出什么样新的战略思路值得关注。如应对得当，中国将因此赢得更多的国际战略空间。

三是北约与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博弈有望缓和，俄罗斯的国际压力有望缓解。欧洲动荡将牵扯北约东扩的精力，并有望分散和缓解美国在欧亚、亚太等地的注意力，美国有可能就此进行一定的全球战略调整和再平衡。

中国如何应对

英国退欧不仅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停滞和减缓，而且可能同时导致区域主义、次区域合作的兴起。很快会看到欧洲国家之间启动关系重组。

在此历史性时刻，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和积极推动者，中国从英国退欧中应获得哪些启示，如何应对？

首先，中国对欧洲地区的剧变要有高度的战略敏感性。欧盟作为世界重要一极，是中国倡导的多极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和构建者，欧盟的式微以及欧洲身处逆境意味着世界格局正处于失衡和重构的阶段。这反映出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种政治及经济秩序面临重构，这为中国更加积极谋划国际战略、参与国际治理提供了难得的运作空间和战略机遇。

中国并没有因此失去欧洲，却有更多机会和条件与英国和欧洲建立多元而密切的合作关系，与德国及中东欧等国也面临新的合作机遇。中欧之间完全可以形成文明的良性互动，发展成关系更密切、合作更深入的战略伙伴。

其次，促进全球化与开放的区域合作，仍是中国不变的立场与诉求。如今欧盟乃至全球化遭遇困难之际，中国要利用G20、APEC及金砖国家峰会等场合，明确表达对全球化和开放的区域合作的支持，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多作用，一如既往地促进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中国自身的国土空间、人口、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特点，决定了必须长期坚持开放包容、走向全球与区域合作结合等既定战略。即使全球化遭遇暂时的阻力和挫折，也不应影响和动摇中国“走出去”、促进国际合作的战略意志和决心。

再次，加速推进基于区域合作一体化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既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也是区域一体化的促进者。以英国退欧为标志，“瘦身”后的各种小多边的次区域合作、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新形态将成为潮流。区域合作的碎片化特征将更加明显。欧盟的深刻调整表明了区域主义内在的必然性与广阔空间。

对中国来说，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欧亚地区等地应坚定不移地支持各类开放的区域主义，尤其是推进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亚洲及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结合日渐明确的亚太自贸区合作框架，探索亚太地区的新未来，以区域合作为基础，构建全球化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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