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去产能和偏离的总需求
2016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6.7%,尽管是2010年以来的最低值,但明显高于市场预期。在运行层面,中国政府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并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政策着力点,以钢铁和煤炭产业为抓手,开始了艰难的去产能改革;而同时,消费和投资需求总体增长缓慢,总需求结构偏向房地产市场,并导致了资源和要素的配置进一步偏离。
一、我国总体经济形势稳中有升
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585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这一增速远超美国同期的增速水平,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9%,比上年同期提高2.0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619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9,比上年同期缩小0.0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670元,基尼系数水平保持稳定,社会贫富差距状况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二、三大动力增长总体乏力
固定资产投资是带动经济增速提升的首要因素。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0.7%,较2015年的增速有所回升。在构成产业中,制造业投资27716亿元,增长6.4%,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增长较快,分别为19.4%和19.6%,市场自主性投资复苏不明显。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0.3%。但在构成结构中,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增速均落后于平均增速,较大幅度的拉低了消费结构;建材、家具等房地产相关性行业的消费增速较高,引致消费的色彩突出,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明显。总体消费层次和水平有所衰退。
进出口贸易形势得到了有效控制。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增速下降5.9%,较1-2月下降12.6%的情况有明显的改善。其中,出口仅下降4.2%,也较1-2月的情况有明显好转。但总体贸易地理结构并不理想。
三、新旧动能不断积累 对经济的支撑愈加显著
一季度,国内新动能快速累积,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愈加显著。每天新登记注册企业11400家,同比增长27%左右;1-2月,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增长55.3%;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增速达到10%,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速达到9.2%。国内传统生产动能的优势在不断积累,传统动能的效率、技术和收益在不断提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807亿元,同比增长4.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3%,总体保持在相对安全的水平线上。
过渡期下的财政:
下行压力仍在 后期不容乐观
一季度,我国明确了要在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改革,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业等四大行业要由原征收营业税转为征收增值税,随后还将根据全面“营改增”后的情况,探索过期性的财政体制调整,并确定下一步改革的地方财力基数。在这一环境下,部分地方政府出现了人为做大财力基数,形成体制调整前的既得利益的做法,并导致财政收入情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常。一季度,总体上呈现出“意料中的支出增长”和“意料外的收入增长”相结合的特征。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89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6亿元,同比增长1.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23230亿元,同比增长10.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速过快,与中央收入增速间的差异过大,带来一定程度的“人为做大”收入基数的担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32954亿元,同比增长7.8%,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上升,如果能够排除人为做大税收收入的影响,说明财政收入结构有所优化。
全国财政收入增幅(6.5%)比2015年全年增幅提高0.7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看,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结构调整面临的困难也较多,经济自主性复苏进程仍未开启,后期全国财政收入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7958亿元,同比增长15.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5050亿元,同比增长4.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2908亿元,同比增长17.4%。
“供给侧”财政货币政策框架下的金融协同
“供给侧”下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既包括两类政策体系措施间的协调配合,也包括政策机制间的协调配合。仅依靠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的现有渠道和手段是无法满足“供给侧”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协调配合需求的,在一方面强化内部创新和延伸内部功能的同时,大力引进并借助外部的有效机制和工具是实现“供给侧”管理的有效支撑。
金融协同是作为参变量纳入政策体系的,在地位和作用上应是辅助性和因应性的,不宜作为主导性或主动性的手段直接发力。金融协同的内在构成上要实现与政策调控框架的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在政策手段上,要着力建设具有结构性调控功能的价格型工具,具有财政政策引导的信号工具,机制上的协作工作和支持工具等;在政策机制上,要大力支持协作机制的完善,在规模调控中的政策借力机制,决策辅助机制和政策时滞控制机制等;在政策模块上,要大力推进协作模块、隔离模块、外嵌模块和组合工具箱的建设,以通过模块的直接运用降低决策成本和风险,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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