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钢贸风险，30年白干？

    本周四，上海银监局表示，钢贸表内授信余额已降至296亿元。“上海钢贸授信2200亿下降到余额296亿，收回1400亿，坏了500多亿，这500亿还能收回100多亿元。最终坏账400亿，相当于超过6年的利差。银行一次钢贸风险相当于该业务6-30年白干(该钢贸贷款业务，从始至终，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累计净利润为负数)。”——私募基金经理海宁犀牛评论。

　　可以说，钢贸信贷风波上演了一场无视规则、资金挪用、疯狂逐利的闹剧。繁华过后，潮水退去，钢贸商、银行、托盘国企、担保公司、仓储中介，这些昔日的“弄潮儿”，如今，难有赢家。

　　详见中国银行业杂志2014年5月文章《钢贸信贷风险处置启示录》，一幕钢贸信贷的乱象图徐徐展开，真实现状背后反映的银行业风控隐患令人触目惊心。

　　柏树钢市坐落于上海大柏树这个钢铁交易中心地区，是上海钢贸行业较为典型的代表。20世纪初，钢贸行业风生水起，柏树钢市也热闹成立。最繁荣时期，钢市的办公室爆满，连院子里的停车位经常都是一位难求。

　　然而，随着钢贸信贷危机事件的发酵，现在的柏树钢市日渐萧条。记者日前注意到，在钢市一楼大厅一进门的显眼位置，贴满了招租广告。由于空置率的走高，柏树钢市已经把招租的目标客户从钢贸商扩展到其他行业，尝试从钢贸市场向普通办公楼转型。柏树钢市的境遇还不算是整个上海钢贸市场中最糟糕的，但也反映了整个上海地区钢贸行业的兴衰起落。

　　近年来，随着钢材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钢价持续下跌, 钢贸行业频频出现资金链断裂等问题，一些钢贸企业面临破产。在钢贸圈里，“跑路”、“断流”、“破产”等坏消息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与前几年相比，目前，以北京、天津地区为主的北方市场钢贸商缩减了30%以上，以上海为主的南方市场钢贸商几乎锐减一半。一些前期盲目扩张勉强活下来的钢贸商，也在苦苦挣扎。钢贸行业的现状为银行业风控敲响了警钟。

　　来自上海法院网信息，今年以来，已有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等10家上市银行开展对钢贸商的金融借款纠纷诉讼。

　　在钢贸信贷危机率先爆发的上海，经过两年多的提前预警、化解和处置，截至目前，上海银行业钢贸授信风险初步实现了去杠杆化和维持较低不良贷款率的双重目标，阶段性实现了这一风险的“软着陆”。

　　事实上，由于区域特点和经济开放度差异，在全国范围内，钢贸行业信贷去杠杆化过程或许才刚刚开始，在局部地区，钢贸行业授信甚至还在增加。据媒体公开报道，以广东佛山金型重工老板何健宏被抓为标志，钢贸危机已从华东蔓延到华南。而业内人士预测，钢贸重镇佛山乐从爆发的信贷违约案件目前尚处于危机发展阶段，即民间信用体系崩溃后造成银行还贷资金产生漏洞，担保链条违约尚未见大面积爆发。可以预见，危机还将进一步发酵。

　　就此，日前，记者深入采访了上海钢贸信贷危机事件的多方主体：钢贸商、仓储中介、银行、政府监管机构以及钢贸商会、银行同业公会等行业协会，一幕钢贸信贷的乱象图徐徐展开，真实现状背后反映的银行业风控隐患令人触目惊心。

　　钢贸乱象

　　钢贸企业最炙手可热的行情是在2005年以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间，随着钢铁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钢贸企业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在这期间，上海钢贸企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不但引领了全国钢贸行业的发展，更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某商会会长周林强是较早涉足钢贸行业的代表。 1993年，周林强四兄弟抓住了浦东新区开发这个大好的机遇，来到上海搞起了钢材生意，在这个行业，他们淘到了第一桶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林强对昔日的艰苦创业和诚信经营仍印象深刻：“那个时候从我们那里来的人以肯吃苦、重诚信在钢贸行业赢得了口碑和客户，从而占据了上海钢贸市场近70%的市场份额。”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应对危机，各地开始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钢铁行业可以说是空前的利好，钢贸商们的生意也是如日中天。与此同时，银行信贷相对宽松，一路看涨的钢铁企业成了银行头号座上客。为了方便做业务，有些银行甚至在钢材城周围设立网点。

　　江苏银监局无锡银监分局局长戴玉明曾撰文指出，“钢贸商本能的投机意愿与商业银行天然的信贷扩张冲动一拍即合，在信贷资金助推下，钢贸信贷泡沫逐步产生并不断膨胀，于2011年达到顶峰。”

　　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钢贸行业内，在钢价上升阶段，“创办钢材市场-招商-钢材市场成立的担保公司为散户担保(联保)-贷款”这一经营模式对地方政府和银行都具有诱惑力，从而在多地快速“模块复制”。

　　在市场盲目扩张的过程中，政府对产业的宏观调控并没有适时跟上。某些地方政府或是缺乏全局眼光，或是为了短期利益盲目招商引资，这也为钢材市场的产能过剩埋下了隐患。

　　在2010年4月到7月短短数月中，某钢贸企业曾一下子铺了20多个摊子，仅在江浙地区就先后新建了6个钢材市场。这种现象颇具普遍性。近两年有个别地区的钢贸企业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办了 600多家钢材市场。如果投建一个钢材市场平均需 3亿元的话，近两年某地区的钢贸企业仅在钢材市场建设中投入的资金即高达2000多亿元，这其中银行资金占了很大的比重。

　　由于融资的便利，在众多的钢贸企业中，部分钢贸商以钢贸为融资平台，通过担保公司担保、互保、联保、出具假仓单、重复质押等途径，套取、挪用银行信贷资金，盲目扩张;有些进而把资金投向房地产、钢材期货、股市等领域进行投机，甚至直接成立小贷公司、典当行等从事民间借贷。相对钢贸业务来说，这些领域风险更大，而且需要长期资金支持，而钢贸的负债基本是期限为3-6个月的短期资金。资金链条上的风险隐患，进一步累积放大，随时面临断裂的可能。

　　事实上，2008年之后，随着钢贸市场升温，大量人员涌入钢贸市场，整个行业也开始鱼龙混杂。有数据显示，上海的钢贸企业从2007年前的3000多户，至2012年猛增至近1.2万家，其中10人以下的公司占到65%以上，年销售量在5万吨以下的企业占77%，行业小、散、乱特征突出。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众华告诉记者，建行在排查钢贸行业贷款时发现诸多“三假”企业：虚假注册，有一些熟知银行业务流程的“掮客”专门帮助企业虚假注册，“某行3A级账户，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连续存续3年以上，”看起来非常漂亮，实际只是一个空壳;虚假报表，看起来合规，却没有骑缝章;虚假交易，关联公司互买互卖。

　　银行对钢贸商的贷款原本较为谨慎。但自2005年以来，通过创新担保和质押方式给钢贸商放贷的方式逐渐活跃。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银根放松的背景下，银行纷纷通过互保联保、仓单质押和个人经营贷等创新方式，对钢贸商进行融资。

　　一位多年从事钢贸生意的业内人士把矛头对准了银行，“以前，大多数钢贸企业手中运作资金较少，银行对于不是企业经营实际所需的项目根本不会考虑，即便是需要的项目，也会反复调研、细心筹划后才付诸落实。2007年之后，银行创新‘互保’、‘联保’等担保方式，主动找上门来为钢贸商超额发放贷款，对钢贸行业泡沫的迅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联保制”从2009年开始流行起来，当时曾被誉为重要的“金融创新”。联保制在钢贸行业中，是一个普遍的融资担保模式，一般是三到五个商户组成一个联保小组，在这个联保小组里，其中一方贷款时，另外几方都会相互进行担保。

　　这种融资模式的特点就是，银行贷款给钢贸商时，一般会由钢材市场成立的担保公司为散户担保。即便债务出现问题，散户无法还贷，实力雄厚的担保公司、钢市老板也会兜底代偿。

　　然而，银行在产品设计时未充分考虑行业高度集群性对担保能力的影响，未充分考虑经济下行期可能暴露的风险倍数放大的风险，也未根据联保体的风险特征考虑对联保体企业整体进行适当的授信控制。

　　由于担保公司基本是由钢贸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出资成立，再为出资人提供融资担保，融资方、担保方和交易对手存在复杂的关联关系，关联交易较多，联保大量存在。在经济上行期，此模式对风险缓释作用不大，但在经济下行期，此模式反而放大了信用风险。一旦一家企业发生风险，便会引发多家企业同时出现风险，很容易产生连锁违约效应，引发贷款危机。

　　据相关人士介绍，在上海的57家融资担保公司中，28家就是由钢贸商自办的。“比如说5家企业联保互保，看起来没有问题，但如果把5家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拿来一比较，就可能发现他们都来自同一地域，甚至同一个村，他们实际上就是一家人。银行对此类风险也疏于防范，2009年信贷宽松的时候，只要有某些钢贸商集中地域的身份证，就能轻易从银行获得50万元贷款。”

　　为了获取更多银行贷款，部分钢贸商和钢贸中介动起了歪脑筋，用重复质押的方式骗取银行贷款。

　　一位业内人士为记者绘制了这样一幅骗贷图：钢贸商将钢材放在一个仓库里，开具仓储证明，向一家银行贷款，然后再将这批钢材运送到另一个仓库，再次开具仓储证明，就又可以向另外一家银行贷款。这样一来，价值1亿元的货物，在一家银行可以贷到4亿元来计算，辗转10家仓库，就可以从银行贷到40亿元。而另外一些钢贸商，干脆联合存储仓库开具假仓单，从银行骗取贷款。

　　“银行都觉得自己的信贷是安全的，至少都有钢材质押，实际上都是仓储中介的‘挂牌子’游戏，今天工行来看给挂上工行的牌子，明天中行来看就挂中行的牌子。”一位银行业风控人士表示。

　　据不完全统计，钢材仓储领域发生了上百起“重复质押、空单质押”等类型的信贷案件，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重挫了钢材仓储企业的诚信度，给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和金融系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上海市工商联钢贸商会人士说，单就上海地区来说，有钢贸仓储企业200余家，其中20余家存在失信行为。“这些行为对行业的冲击太大了，造成的结果是，整个行业的信誉度受到影响。”

　　西本新干线高级研究员邱跃成等业内人士表示，仓储、物流监理、融资性担保公司等钢贸中介，本应对钢贸企业的抵质押物进行全流程监管，但由于监管、信用程度比较差，部分中介机构失职甚至与钢贸企业相互勾结，出具虚假仓单，或者重复质押“一女多嫁”，甚至“移花接木”，利用其他钢贸企业货物质押套取银行信贷。

　　“对此种行业现状和经营模式，行业协会非常清楚，不仅没有作为，甚至可以说是纵容不法钢贸商套贷、骗贷的行为。大量钢贸商‘穿着草鞋进来，开着劳斯莱斯出去’。”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说。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授信评审部副总朱毅峰指出，“在物流行业低准入、恶性竞争，仓储公司和监管方良莠不齐，职业操守、专业水准不足的背景下，为满足小企业融资需求设计的动产质押模式，本质上是银行以形式合规取代实质合规，对动产质押融资面临的风险抱持侥幸心理。”

　　此外，国企通过钢贸商的虚假贸易来帮钢贸商融资的做法在钢贸圈一度也很盛行，俗称“托盘”。简单来说，就是钢贸商将钢材在一段时期内的货权转至国企、上市公司等有实力企业，从而获得短期融资，到期后钢贸商偿还资金以拿回钢材货权。

　　比如，钢贸商找到某央企下的物流公司，以每吨钢材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卖给物流公司，约定两天后按市场价回购;该物流公司再凭借此笔贸易去银行申请贷款，把实际融到的资金“放贷”给钢贸商从而再赚取一笔费用。在这一交易中，钢贸商获得流动资金，而国企、上市公司等被称做“二银行”的托盘方则赚得了钢材差价和类似“佣金”的收益。

　　“钢材高价时代，每吨钢材买卖成本四五千元之下可能才有几十元的利润，钢贸商想方设法多融资以便一次性吃进更多钢材谋取更大利润，办法就是长期将钢材重复质押融资托盘，风险一直在累积。”有业内人士如此分析。钢贸商往往有关联的仓储公司帮忙一起造假仓单，推动重复质押，而有利可图的国企和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也逐渐懈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银行的算盘

　　其实，银行并非对钢贸信贷风险一无所知，他们也打着自己的算盘。

　　在银行眼中，钢贸业务无异于一块极具诱惑力的“肥肉”。

　　“钢贸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银行可以提供的金融服务非常多。效益指标方面，钢贸贷款年化综合收益率达20%-30%。存款指标方面，钢贸企业可提供担保公司保证金、全额银票保证金、大额结算往来资金，关键时点甚至可以从外部拆入资金满足银行考核需要。中间业务指标方面，钢贸商户可以满足包括票据、信用卡、理财、基金、保险(放心保)、黄金销售等在内的各项要求。”一位国有大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钢贸商又大多为中小企业，银行的议价能力高。业内有‘三个30%’的说法，即贷款利率上浮30%，中间业务收入占30%，按贷款额的30%存入存款保证金。”

　　上海钢贸圈的一封公开信也从侧面印证了银行在钢贸业务上的丰厚利润：“银行通过以贷转存、存贷挂钩、浮利分费、承兑汇票、配比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基金、保险产品等一系列手段，使贷款成本达15%-25%，加上担保费用，钢贸企业融资成本高达37%，企业不堪重负。”

　　银行对钢贸业务高利润的过分倚重，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另一方面更源于商业银行不科学的考核和激励制度。

　　据调查，涉及钢贸信贷的某大型银行总行对上海分行的考核指标近40项，2008-2011年，年度存款增量指标三年翻番，中间业务收入指标接近翻番，让分行不堪重负。为完成考核，该分行继续向下压力传导，基层支行客户经理绩效工资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收入高度关联。

　　一边是沉重的考核压力，一边是能轻松助推完成各项考核任务的“全能型企业”，两者的结合顺理成章。钢贸商非常清楚银行的业绩需要，刻意迎合银行的需求。各家银行抢着做钢贸贷款，贷款的“三查”制度逐渐流于形式。客户经理批量开发客户，日常工作“材料化”;企业财务报表虚假，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公式化”;信贷资金大量被占用，贷后检查及资金监控“形式化”。

　　上海银监局股份制处相关负责人指出，“部分银行的信贷文化存在过于追求效益、忽视风险的趋向。由于考核压力，各种信贷制度在执行中不断被突破，或以形式合规代替实质合规，银行在基本的信贷制度执行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对风险抱有侥幸心理。”该负责人在调研时更是惊讶地发现，有个别银行客户经理为了抢在其他银行之前做成贷款，主动帮助钢贸企业伪造财务报表和企业相关信息，以迎合银行内部的审贷要求。部分银行高管明知其贸易背景真实性存疑，却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任由发放的贷款转投房地产等其他高风险行业。

　　远高于一般行业的综合回报率使得钢贸业务成为商业银行眼中的“金饽饽”。一方面，前期已介入的银行对钢贸依赖度越来越高，营销力量进一步倾斜，由于钢贸业务业绩好、见效快，诱发本行系统内其他银行网点纷纷进军钢贸市场。另一方面，部分前期未开展钢贸业务的银行，通过对钢贸市场及商户降价、放大担保倍数、增加贷款额度等手段抢夺市场及客户资源，大举杀入钢贸业务。据某商业银行反映，2009年之前该行钢贸业务均采取封闭市场运作模式，保证金比例不超过1:3，且一次性缴存。另一家银行为争夺市场份额，在介入初期采取1:10的保证金放大比例，且允许分笔缴存，并以执行基准利率、不需存款回报等条件吸引市场和商户。

　　钢贸风险暴露较为严重的中小商业银行，考核指标的设定具有短期倾向，重规模、重利润、重时点，对总量和市场竞争类指标的设定权重很大。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催生了下级经营机构的短期行为，经营机构迫于考核的压力，片面追求当期业务指标的完成，把风险控制和资产质量放在其次。

　　为抢占市场份额，争夺同业排名，商业银行同业竞争乱象愈演愈烈，个体非理性演变为集体非理性，为钢贸信贷泡沫的不断炮制推波助澜，成为钢贸信贷风险加剧的催化剂。钢贸领域贷款成为个别银行实现抢占小企业市场份额、服务小微企业战略目标定位、完成业绩增长指标的重点营销方向，不合理的激励导向促使钢贸领域的风险激增。

　　事实上，同质化地大力发展市场热点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加快整体战略转型的普遍做法和顽疾，亟待引起重视。疯狂追逐市场热点，带来的是银行信贷资源的大量浪费和行业授信集中度风险管理的失控。

　　每位个人投资者都懂得“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管理理念，对于讲求经营稳健的商业银行而言更应如此。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界就对风险集中度管理进行过深入的反思，巴塞尔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微博]都曾建议考虑设定限额进行控制。世界银行的指引曾指出，银行在任何地区、行业的敞口集中度超过资本的5%，都应当引起关注，并且要定期对这些地区和行业出现的可能影响偿还能力的风险因素进行评估。

　　然而，此次的钢贸信贷危机，几乎所有银行都没有制定相关制度对行业集中度作出明确规定，没有设定科学有效的集中度指标对行业信贷结构进行精细化管理，更没有适时采取压力测试等手段对行业集中度是否处于合理区间进行评判。调查数据显示，钢贸行业贷款在上海地区行业集中度明显过高，在高峰时期一些中小银行钢贸行业表内外授信余额占分行全部授信的比例为20%上下。在激进的经验策略下，个别城商行的钢贸授信甚至一度占其全部授信的40%以上。

　　此外，银行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据调查，多数银行始终未制定钢贸行业贷款的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仅套用一般小企业信贷产品操作办法，多数银行也未将钢贸贷款作为内部审计的重点内容并审计，比如，某分行钢贸贷款在该行零售业务中的占比接近60%，总、分行均未对此引起重视，或进行风险预警。

　　更有甚者，部分银行贷审会制度未得到有效执行，行长意见左右全行业务导向。由于钢贸业务带来的巨大经营效益，风险管理部门的建议被强烈的业绩冲动和盲目乐观的情绪掩盖，风险提示得不到重视。如当某行封闭市场运作模式被打破时，授信部门要求退出相应市场，但在前台业务部门及行领导的强大压力下，授信部门最终不得不妥协。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上海银监局副局长谈伟宪指出：“反观钢贸信贷风险暴露的整个过程，作为事件主体的银行、钢贸商、市场、中介机构、法制、社会信用环境等，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且互相交织、相互作用。但从银行自身方面来说，爆发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的根源，是银行基本风控制度的缺位和低效。银行信贷三查制度执行不严，集中度风险管理体系的缺失，动产质押、互联互保产品设计的草率，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的失控，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的失当，合力酝酿和助推了风险。”

　　风暴袭来，如何应对

　　鉴于钢贸信贷的种种乱象，泡沫破灭的结局不可避免。

　　在与银行的博弈中，一批投机意识浓厚的商户首先转向，部分市场相继成立第二家担保公司，以套取更多信贷资金。同时，在此前投资拉动政策的刺激下，加上前期成熟市场的示范效应，部分钢贸商扩张意愿强烈，相继去异地兴办市场。部分新设市场股东实力弱、经营缺乏优势、招商难度大，在负债压力下，催生出一批脱离钢贸主业的空壳公司、影子公司，成为融资套贷的人头工具，银行信贷资金被挪用触目惊心。过度扩张导致钢贸商资金链紧张，而资金的肆意挪用导致风险越积越大。

　　2011年下半年起，宏观经济形势出现转折，信贷政策趋紧，泡沫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复存在，贴现利率一度高至14%，多家钢贸市场资金链更为紧张。

　　负面舆情爆发，成为刺破泡沫的“最后一针”。2012年1月，无锡一个钢材市场法人代表外逃，受此负面影响，违约现象不断出现，多重不利因素聚集之下，钢贸信贷风险骤增。以此次事件为转折点，钢贸信贷业务迅速坠入深渊，信贷资产质量急剧下降并持续恶化，市场逃废债行为蔓延，市场担保公司名存实亡。至此，一度绚烂无比的钢贸信贷泡沫开始破灭。

　　其实，众所周知，钢铁行业存在明显的行业周期，本轮的钢贸行业洗牌也并非第一次出现。2005年前后，江浙地区的钢贸企业进入第一次洗牌。以无锡为例，当时无锡钢厂整体供应量大幅削减，产业链上其他企业也不能幸免。从交易量看，当时仅无锡市锡山区通江物流园区中，就有30-40家流通企业退出市场。

　　对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上海银监局副局长谈伟宪不无痛心地指出，以往的钢贸行业洗牌，主要原因是基建降温、钢价下跌，而此次钢贸信贷风险的集中爆发，除了上述原因外，更源于部分钢贸企业“借壳”融资，挪用资金用于投机导致资金链断裂。部分钢贸企业通过关联交易将资金挪用于房地产、期货、股票、民间借贷等领域。一旦高风险的投机业务被套，以钢贸企业为核心的资金网络就出现断裂。

　　作为金融监管部门，上海银监局较早就开始关注钢贸行业的授信风险，特别是对钢贸企业的超额融资现象进行了长期跟踪。

　　2011年6月，上海银监局对上海地区钢铁行业及钢贸企业授信情况进行调研时发现，用于银行授信质押的螺纹钢总量与螺纹钢社会库存量之比为2.79倍，较之前一年的1.9倍有快速上升。根据上海钢材贸易量及行业资金周转率推算，上海钢贸融资在1300亿-1500亿元较为合适，但调研后推测，加上民间融资、国企贸易公司托盘资金，上海钢贸行业实际融资金额在2500亿-3000亿元之间。调研数据揭示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钢贸授信中普遍存在着动产重复质押现象，钢贸企业存在严重超融资行为。

　　面对此情此景，在银监会的有力领导下，上海银监局在2011年年中工作会议上率先对钢贸业做出了风险预警，披露了钢贸业长期存在的贷款乱象，也由此揭开了处置钢贸风险的序幕。

　　随后，上海银监局于2011年11月下发《关于钢贸企业授信风险提示的通知》，就钢贸授信的集中度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了全面提示，要求银行降低对钢贸企业的授信集中度，严格遵守贷款新规，审慎选择授信客户，切实提高钢贸授信风险的管理水平，并提出了“有保有控、区别对待、缓释风险、坚守底线”的化解钢贸风险的十六字方针。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上海银监局副局长谈伟宪为落实钢贸融资风险处置方针，忙碌穿梭于政府、银行、司法部门、协会、商会、企业、钢贸市场等地，进行解读与指导。

　　建设银行在监管部门的风险预警中嗅出了风险，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及时压缩钢贸授信总额，降低了总体授信风险。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众华是整个过程的亲历者。他告诉记者，建行排查后发现分行对钢贸行业的授信余额从2010年底的7亿元，猛增至2011年7月底的118亿元，对于一个全行业亏损、产销价格倒挂的行业来说显然不正常。在监管部门指导下，建行上海市分行顶住考核压力，果断压缩、清理、回收钢贸业贷款，到2011年底就压缩了60亿元授信。

　　然而，市场起初对上海银监局风险预警的做法并不理解。上海的钢贸行业一共有8万多从业人员，是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彼时，又适逢整个钢贸行业的不景气，部分钢贸商便把经营的下滑归结为银行方面的抽贷收贷，市场情绪一度几近失控。

　　2012年6月，某商会上千家会员企业向上海所有商业银行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停止收贷行为;当年8月，2028家上海钢贸企业又联名上书上海市委市政府，指责是银行“抽贷”导致了钢贸危机，请求政府出面协调银行，帮助处置和应对系统性危机。更有甚者，不少钢贸企业面对欠本欠息时出现了跑路、转移有效资产等现象。

　　部分钢贸商的过激行为严重干扰了危机的正常处置，不仅扩大了银行业损失，而且很有可能演变成群体事件，进而引起社会问题。形势紧急，面对市场的不理解，当务之急就是沟通协调各方主体，妥善化解市场的负面情绪，避免危害社会和谐和公众财产安全的不利事件发生。

　　最初的那段时间，上海银监局做了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向钢贸商、行业协会、银行等各方主体反复宣传监管层面“有保有控、区别对待、缓释风险、坚守底线”的风险处置原则。

　　2012年6月，民生银行上海分行何凡副行长积极表示，对上海钢贸贷款“总量不变、定价下浮，在年初价格的基础上，让利两个点。”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在处置钢贸信贷资产过程中，通过制定信贷审批底线指引规范客户准入、对代理型、混合型、限制自营型钢贸企业经营模式实施差别化管理、借助财税网加强增值税发票两次真实性核查、提出“一单一贷一清”跟单发放贷款原则、加强客户关联关系核查、监管贷款资金用途等措施持续推进存量风险化解。经过努力，建行上海市分行钢贸企业客户结构进一步优化，钢贸信贷余额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目前，AA级(含)以上较高信用等级客户占比62%，较2011年9月以来提高7个百分点;保理、票据贴现等跟单发放性质信贷业务占比74%，较2011年9月以来提高39个百分点。

　　施燕青是民生银行的一名客户经理。多年来他一直专注钢贸行业信贷业务，上海启诚钢铁有限公司是他的老客户。他对记者介绍说，早在2008年，上海启诚就抛弃了依赖囤积库存涨价获取利润的传统钢贸经营模式，坚持销售订单和采购合同的同步，坚持无库存经营，坚持依靠服务体现增值理念，回避价格风险，实现稳定发展。对于这样的优质客户，民生银行积极响应监管方“有保有控”的原则，注意满足优质钢贸企业客户合理信贷需求，在2011年、2012年累计对其授信1.4亿元。而上海启诚也很看重自身的信用，多年来没有出现一次信用违约。银行和钢贸商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但是，在化解钢贸信贷风险的过程中，也存在个别不法钢贸商的恶意逃废债行为。2012年第三季度结息前，个别钢贸企业主还通过短信串联，煽动钢贸企业集体不归还银行贷款及利息，为钢贸信贷处置设置了重重阻力。据多位参与资产追偿的银行界人士表示，钢贸危机爆发后的2012年底，个别地区出现了豪车集中回乡、活期存款大幅增加的情况，表明大量的钢贸商并非完全没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而是存在大量的逃废债行为。

　　后续的钢贸风险处置工作困难重重。钢贸乱象，似成难解之题。

　　市场化处置

　　面对困难重重的钢贸信贷风险，相关的处置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钢贸信贷风险爆发以来，上海银监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和市政府层面分别成立了三个小组，协同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政府、公检法等各部门力量，以最快速度形成最大的合力来化解钢贸风险。

　　举措众多，却不离“市场化手段”这一核心。

　　2012年，当长三角地区钢贸授信风险暴露之后，当面对“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选择时，上海银监局在充分评估上海钢贸授信的总体风险，向地方政府汇报、与地方相关部门协商并向银监会汇报之后，决定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化解钢贸授信风险：即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起到协调、后援的作用，但不直接站到前台去出风险化解政策，银行和企业之间依法办事，银行依法维权。

　　上海银监局的这一决定，与上海经济中心的地位是相称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这里汇聚了全球前沿的科技产业和研发机构、最活跃的创新创业力量、最强劲的金融资本和交易力量、最创新有效的服务体系。而这个城市的种种活力，正源于其对市场机制和契约精神的尊重。

　　对此，上海银监局廖岷局长特别指出，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其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银行的放贷、企业的借贷及其双方之间的履约违约都是市场行为，既然是市场行为，就应该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市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为中国银行业风险处置积累经验，为建设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2012年7月，上海银监局和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分别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平台。在上海银监局层面，成立了跨处室专题工作小组，制订了工作方案，明确了近期和中长期的工作目标。在银行同业公会层面，设立了秘书处专题工作小组和会员行工作组两个小组。上海银监局和同业公会两个层面的工作小组职责和任务各有侧重，协同开展工作。上海银监局主要侧重指导同业公会工作，督导银行遵守同业约定。同业公会工作组及其会员行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协同同业行动，维护银行债权，维护区域金融安全。

　　在市场化处置钢贸风险过程中，行业协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成立于1992年12月22日，向上可以追溯至成立于1918年的上海银行公会，两者一脉相承。公会履行“行业自律、维权、协调、服务”职责，旨在维护上海银行业良好秩序和健康发展环境，实现会员共同利益，为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银监局在风险化解之初就明确要求：除债权仅涉及一家银行之外，其他的所有钢贸授信风险处置均需在银行同业公会这个平台上进行。由同业公会钢贸工作小组统一组织对各类市场、各家企业进行风险分类，在自主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同业统一的风险化解措施，杜绝银行你放贷、我抽贷，各自为战、相互拆台现象的发生。正是有了这个平台，确保了上海钢贸授信风险处置的有序进行。

　　2012年7月，针对上海地区钢贸信贷潜在风险有所上升的情况，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迅速介入相关风险缓释协调工作，及时成立了钢贸企业信贷风险工作组，开始了最为忙碌的处置工作。时任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专职副会长的陈子昊，最忙的时候一天需要开四五个会，同时处理很多事情。

　　在具体的钢贸风险处置化解过程中，“牵头行制度”、“名单式管理”是较为典型的做法，公会更多地充当了“喊话”的角色。

　　牵头行制度就是由钢贸授信余额最大的银行担任钢贸市场信贷风险处置的牵头行，组织各涉贷银行对钢贸市场摸清情况，对发生的问题提出建议，牵头行要主动组织涉贷银行与市场代表谈判，以统一同一市场内各相关银行的信贷要求，有助于银行信贷业务的良性发展。

　　由于钢贸业务涉及面广，业务种类、业务方式复杂多样，银行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个别银行为保护自身权益不受损害采取的正当法律措施反而影响了其他债权银行风险化解工作的展开，个别仓库和市场发生了强制出库、法院阻止的情况，给银行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为进一步细化钢贸风险缓释措施，尤其为了加强银行间信息互通，统一步调，2013年5月，根据上海银监局要求，由钢贸贷款余额前20家银行各派1位驻公会专员集中办公，成立了钢贸风险统一处置工作小组，明确小组职责为银行间信息互通、排摸资产线索、商讨初步化解方案及行内人员的安排协调工作。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是主要的牵头行，钢贸企业信贷风险工作组坚持统一认识、协同行动，由牵头行组织各相关银行对钢贸平台进行调研，并选定44家大型钢贸平台代表召开各类银企谈判会议，避免不良贷款集中爆发。

　　钢贸风险处置过程中的另一个典型做法名单式管理，则是指将企业按其业绩分为几等分类管理，这样就杜绝了“一刀切”情况的出现。公会于2013年4月出台了《上海银行业钢贸信贷风险缓释工作指导意见》，正式确定了对钢贸平台及企业的好、中、差分类管理标准，为制订有效钢贸信贷风险缓释措施提供依据、奠定基础。

　　为鼓励钢贸企业诚信经营、加强银企互信合作，2013年5月，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召开了首批上海钢贸系统诚信企业表彰会。200余家钢贸企业、相关行业协会和30多家银行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上海银监局、上海市金融办、福建省政府驻沪办相关领导应邀出席了会议。81家钢贸企业入选首批上海钢贸系统诚信名单。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民生银行上海分行与部分企业进行了新增授信签约仪式，对坚守诚信经商理念、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钢贸企业继续予以支持。

　　截至目前，公会已对44个平台约3500户钢贸企业完成了好中差的评价，掌握了近260亿元平台类钢贸贷款的银行分布、业务种类、到期结构、不良及逾欠情况、诉讼信息、担保方式及担保资产覆盖情况。对于平台中部分配合意愿较好的客户通过展期、重组、增信、项目替代等种种手段，以时间换空间，有效降低风险敞口，控制风险释放的节奏。

　　处置过程中，相关钢贸协会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各商会督促动员会员单位遵守诚信，按时归还银行贷款利息，不制造、不散布谣言，依法提交诉求，确保不发生群体性事件。

　　坚持市场化的风险化解原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介入风险事件的处置，复杂风险的处理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必须多方协调、形成合力。

　　风险处置过程中，上海银监局发现缺乏大宗商品现货质押登记的统一平台、仓储企业的无序管理等是钢贸授信风险产生恶化的重要推手，为此，上海银监局联合相关部门建立专题小组，开展钢材动产质押登记平台的建设研究。2014年3月25日，由上海银监局、上海金融办和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等相关部门联合指导宝钢旗下的东方钢铁物流公司，推出上海银行业动产质押信息平台。该平台具备出具电子仓单、信息披露、信息查询、仓单登记、实物监管、仓单融资等业务功能，以钢材质押为切入点，辐射各类动产质押业务，旨在通过全流程风险管控，完善银行融资业务模式，从而有效避免虚假仓单和重复质押等行为的发生，降低信贷风险。据不完全统计，平台上线一个月的钢铁质押信息登记量超过2.4万吨。

　　2014年4月18日，中国银行浦电支行顺利完成上海银行业动产质押信息平台首笔仓单质押业务。中国银行此次率先尝试的是动产质押信息平台的仓单融资质押服务，某贸易商将存放于平台指定仓库的鞍钢冷轧产品，通过仓单质押的方式在平台办理质押融资手续，中国银行当天完成放款，质押物由动产质押信息平台负责第三方监管。

　　上海银行业动产质押信息平台将为银行动产质押和大宗商品贸易融资风险管控起到治本的作用，同时推动上海商品、物流、金融等多个市场体系建设，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生动注解。

　　要维护银行的合法债权，必须紧密依靠司法力量。在钢贸风险暴露之后，上海银监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公安局形成《打击钢贸授信领域经济犯罪联合工作方案》，建立常态化的工作交流机制，完善工作议事平台，定期沟通情况。

　　作为此次钢贸信贷事件市场主体之一的银行，积极采取清收、重组、打包出售、核销等多种方式，依靠自身的力量化解风险。同时，各家银行也深刻反思自身信贷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在三查制度的执行、风险管控机制、产品政策设置、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改进措施，从银行内部提升业务经营的规范性和信用风险防控能力。

　　在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的“三查”阶段，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强化了关联关系的鉴别和关联信息的交叉验证，将实际控制人纳入关联关系范畴，并且加强了财务数据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账表相符的实质真实性审核。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加强了发货单据、出入库单据等贸易背景动态物流凭证的审查，以弥补贸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等静态交易单据真实性审核的缺陷。

　　民生银行上海市分行叫停了互联互保方式的新增业务，将借款人在他行或其他融资渠道融资金额纳入全面资信授信总量评估，并探索小微企业对公信贷和对私个人经营性贷款统一授信管理模式。

　　风险管控机制的改进方面，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升级分行信用风险预警系统版本，扩容预警信息来源，充实预警信息库，实现跨条线交叉授信、多维度负面信息管理(包括客户、行业、产品、地区、流程)风险预警。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年内增加对房地产、公路、钢铁、火电、纺织、有色金属、造纸和水泥等7个行业的指令性限额管理。上海银行、浦发银行尝试建立行业限额管理信息系统。

　　产品政策与设计制度方面的改进措施，上海银行建立后创新产品评估机制。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则明确规定业务主管部门为产品创新风险评价的主要责任部门，负责识别和防范产品创新的风险，而风险管理部门则主要对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分析评估。

　　激励约束机制的改进方面，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对二级行信用风险考评体系中，包括不良贷款率、加权逾期贷款率、分类偏离度、潜在风险客户贷款退出率等信用风险相关指标占风险管理指标权重达70%。上海银行在客户经理绩效考评体系中增设风险合规性指标作为唯一的扣分项。浦发银行在绩效考评体系中将不良贷款指标在风险管理评价部分中的权重上调至20%，新发生不良指标权重上调至40%。

　　代价沉重，应铭记在心

　　银行业为钢贸危机交上了一笔不菲的学费，代价沉重。对于曾经热衷于为钢贸商批贷的银行客户经理们，现如今也面临着银行内部的相关追责和处罚。

　　繁华过后，潮水退去，钢贸信贷风波上演的这出戏，钢贸商、银行、托盘国企、担保公司、仓储中介，这些昔日的“弄潮儿”，如今，难有赢家。但耐人寻味的是，上海有近30家外资银行也做钢贸融资，授信总额近80亿元，在本轮钢贸融资风险中基本未受冲击，外资银行钢贸融资平均不良率在1.67%左右，从而折射出外资银行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管控的能力，值得中资银行去学习与借鉴。

　　在钢贸信贷危机率先爆发的上海，经过两年多的提前预警、化解和处置，初步实现了去杠杆化和维持较低不良贷款率的目标，阶段性实现了钢贸信贷风险“软着陆”。但此轮钢贸信贷风险暴露出钢贸行业无序混乱、投机盛行，仓储等第三方与钢贸商串通联手，导致虚假仓单、重复质押盛行，银行不科学考核体系和粗放的销售文化导致疯狂逐利、风控失效等问题，均值得业内深思。否则，类似的故事仍将在其他地区、其他行业领域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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