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经济转型升级 东莞台商 怅然转身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世界工厂”中国靠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发展经济的模式已走到尽头。

根据中国海关今年1月发布去年的全年数据，中国进出口增速已连续三年未完成年初既定目标，今年第三季GDP跌破7%。

种种迹象凸显，过去促成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相关政策如习近平的“两只鸟论”相继出台，“创新、创业”高唱入云。

运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台商，在现实大环境下不得不撤离，南下越南或泰国。

“很多人都在想，不如归去。”一名不愿具名的东莞台商在接受本报访问时无奈地说。

企业撤出东莞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近几个月来，在中国经济数据不断触底的悲观氛围中，企业撤离珠三角的消息经媒体频密报道之后，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沿海地区再掀新一轮“企业倒闭、外资撤离潮”。

综合媒体报道，2015上半年，台资企业万士达、联胜关闭东莞工厂，诺基亚东莞工厂关停，为三星代工的万人大厂东莞普光停产。10月间，东莞长安镇一家知名电子厂，部分员工竟在中秋国庆期间享受了九天长假，“乐极生悲”的是：假期结束回厂时，却发现生产线已被拆除。有传闻称，相关的生产线要搬迁至泰国。之后，又有媒体报道称，东莞在地17家A股上市公司，其中三分之一的今年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

媒体所描绘的惨况是否与现实相符？前述台商说：“你说东莞的企业一夜消失，那是太夸张，但可以说，100家里面大概不到一成的订单是有增加的，其他全部在亏。台商方面，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企业都走了。”

他还透露，过去地方政府出台新政策时，还会让商人有回旋的余地，但近年来总是“一就一、二就二，一刀切”，社保法、安全生产法、食品法、环保法等法规所引申出来的枝节都一再加重企业成本，例如一些老企业必须找安全人员来评估电线的安全性等等，“这些都是开支，可是又不能不做，一踩到红线又麻烦”。

这位台商本身从事钢铁生意，在东莞深耕近30年，记得一年多前采访他时，虽然经济低迷，他还是乐观看待发展前景。一年多后，面对成本不断上涨的困境，孩子又不愿接手生意，他为了保住老本，前阵子忍痛把钢铁厂收掉，转做教育、医疗和贸易，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

“就两个字，成本。成本高就做不下去了。员工的薪水最早才几百块人民币，2001年大概1000多，现在一个人要3000多，还有那些五险一金，成本涨了多少？你自己算算看就知道了嘛。”

在成本翻倍和当局严格执法的双夹击下，老台商无奈被迫转型，但这一转变或许正是中国大陆政府所乐见的，因为它符合“经济转型升级”这一大正方略。

挥别廉价　跨越陷阱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凭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而成为“世界工厂”。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这种靠低价吃胡的模式已走到尽头，伴随经济增长放缓而浮现的问题包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环境为经济发展付出惨痛代价。根据中国海关今年1月发布去年的全年数据，中国进出口增速已经连续三年未完成年初既定目标。季度GDP增长持续放缓，今年第三季跌破7%，凸显过去30多年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少舆论指出，中国经济当下可能在经历“中等收入陷阱”，即当劳动力成本和企业营运费用大幅增加，低端制造业转移之后，经济结构和产业却没有转型，导致经济增长陷入停顿。根据国际经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药方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经济转型升级靠创新

所谓经济转型升级，就宏观层面而言，指的是经济减少对第二产业（制造业）的比重，提升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占比。从微观层面而言，企业转型意即转换跑道，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所谓升级指的是，企业继续经营原有产业，但通过机械化等科技提升生产率，从低附加值、低端生产走向中高端生产。换句话说，经济增长要“调结构、转方式”。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此提出“两只鸟论”，一是腾笼换鸟，老鸟换新鸟；二是凤凰涅盘，靠的是自主创新、技术创新。“十三五”（2016-2020）规划在上周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出台，重要关键词之一相信就是“创新“。

要“转方式、调结构”，同时又“稳增长”，关键就在创新。习近平和李克强上台之后，先是提出深化简政放权以激活市场潜力，同时把财税、金融、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之后再发布《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以及鼓励“互联网+”与“双创”（创新、创业），旨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出新型城镇化以扩大内需；成立自贸区以开放倒逼改革；制定“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以解决过剩产能问题。

受访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余淼杰强调，“双创”尤其重要，因为它能带动生产力提升，这是中国完成经济转型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如果成功的话，就能保持20年的健康发展”。

资金撤离？资金升级？

在中国经济欲借转型升级完成一次华丽转身的时候，境外媒体的敏感神经却一再被中国各种经济数据和新闻事件挑动，并对“外资撤离潮”等消息进行大量报道。中国官方为此一再出面反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今年4月称，外商对华投资是“有出有进的，但总体上进大于出”，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外资撤离潮”。

另据东方财富网10月间引述数据称，1至8月，中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万6827家，同比增长10.7%，实现使用外资金额5252.8亿元人民币（1162亿新元），同比增长9.2%。奥迪、戴姆勒、博世等知名跨国企业继续追加对华投资。报道还说，尤值一提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吸收外资增幅尤为明显，因此，与其称“外资撤离”，不如称“外资升级”更为合理。

此外，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吸引外资总量稳增，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简称台企联）荣誉会长张汉文告诉本报，到大陆投资的新台商确实几乎不再触及制造业了，主要是投资休闲观光、高端农业、文创等。

学者：低附加值产业撤出是好事

东莞市长袁宝成上周在东莞接受包括本报在内的外国媒体采访时驳斥“外资撤离潮”。他称，所掌握到今年外资内资企业倒闭数为500家左右，市场竞争很合理，“企业有生有死很正常”，东莞市场主体去年不到60万户，今年接近70万户，新注册企业增长21.2%，注册资本增长71.1%。他还说，数据显示经济结构和市场主体变化“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呼吁媒体“不要看到雾，就以为是霾”。

不过，受访的中山大学教授、东莞市特约研究员林江认为，新注册企业数字增长难以说明实情，需要当局透露更多细节才能下判断。例如，一家倒下的企业可能是一家聘用1000人的大厂，而新注册企业可能是一家只有10个人的网络公司，“这一生一死就完全不对称了”。林江判断，东莞市粗放型加工业面对的形势仍十分严峻，但他认为，低附加值产业撤离，为中高附加值产业腾出空间和资源，“未尝不是件好事”，若能早几年进行，效果会更好。

余淼杰分析指出，中国官方态度非常明确，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制衣制鞋塑料厂等，劳工成本过高致利润下降而撤离，“这类企业就不留你了”，因为中国的工资比好些东南亚国家高出许多，东莞和珠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部分已转至泰国或越南。

他说，若企业还有资本密集或技术含量较高的部分，如LED、绿色产能和高端装备等产业，官方会通过政策扶持企业进行“腾龙换鸟”，包括提供低息贷款或专用资金，协助企业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或将生产线自动化。余淼杰说：“企业撤离或资金外流并不是唱衰中国，企业都在找它在全球的最优资源配置，这是中国劳工成本上升的必然结果。”孔雀东南飞　TPP阴谋论？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以美国作为100点的话，中国在2014年的得分是96点。换句话说，在美国进行生产只比在中国进行生产贵4%。

面对成本上涨压力，有企业另寻出路，有的选择留守中国，因为中国供应链条十分完整。在东莞经营鞋厂的张汉文受访时表示，没有离开东莞的主要原因是，工厂生产高附加价值的特种鞋，如消防、军事、工程用的隔热鞋、防电鞋等等，技术含量和出口价值都较高，而且零配件供应商都很靠近，若撤到东南亚国家去，供应链发展还不完善。

微信平台媒体则曾引述广州台商协会荣誉会长、创信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振昌称，台湾制鞋业基本已转移走，台商纷纷将鞋厂迁移到东南亚。

全球最大运动鞋制造商台湾宝成集团旗下裕元工业设于东莞高埗镇的工厂，高峰期达10万人左右。目前，裕元工业在东莞的员工已减少几万人，而裕元工业在广东中山市的宝元工厂现也从原先5万人减少到几千人。与此同时，裕元工业在越南、印度尼西亚的生产线则逐年增加中。

前述不愿具名台商向本报透露称，越来越多台商选择撤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去。

有网络舆论认为，由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若生效，最大赢家将是越南，在贸易转移效应下，最大输家恐是中国。因为在TPP实施后，越南服饰与鞋类出口到美国的关税，立刻由目前的17%到32%降至零，不仅能大举提振越南出口，还可刺激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这也将导致更多纺织厂和鞋厂从中国撤离，迁移至越南。

不过受访的两名学者均认为，此“阴谋论”难以成立。余淼杰指出，如果说企业从中国迁至越南是因为越南加入TPP，那么一个反证是，早在2010年越南加入TPP之前，企业就从中国搬到越南了。余淼杰说，企业不是政府，选择去越南主要考虑的是“劳工成本，政治相对稳定，又离中国近”。林江也指出，中国—东盟（亚细安）自由贸易区早在2010年已全面启动，包括越南在内的好些亚细安国家同属TPP成员国，有关中国“将被TPP边缘化”的说法站不住脚。

经济阵痛期五年？

中国经济体量十分庞大，转型升级需要一定的时间，免不了要经历一场严酷的阵痛期。一下说GDP增长放缓，病人全身抽筋，一下子说结构调整优化，病人身体又不疼了。这华丽的转身，要转多久才成功？

余淼杰说，正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很大，会有各种正负两面的累计效应，所以很难准确评估。若真要说出一个时间，他认为，“十三五”这五年是“非常重要时期”，预计在“十三五”快结束的时候，中国经济转型应该会出现“一个比较乐观的情况”。

在余淼杰看来，中国经济只要比国际平均水平跑得快，“比如至少跑赢了两个百分点，那就叫健康发展”了。他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一体化，若国外经济疲软，那势必影响中国经济表现，所以只要中国经济比世界水平高出一点，那中国经济还是能起“领头羊”作用。

东莞是中国经济的缩影，若能转型成功，料将给全中国带来宝贵经验。林江认为，东莞须在观念上彻底改变才有望脱胎换骨，而当下问题是，“新东莞人”一般教育水平不高，对现代化管理认识有限，“老东莞人”属于“土豪”型老板，对转型升级的认识不深，又大多集中搞房地产和酒店，这两个产业现在仍处于“寒冬”。新老东莞人都解决不了，那只好引进外国或外地大型外企项目，但东莞并非一枝独秀，企业为何一定要来？

这是最好时代　这是最坏时代

对于中国整体的经济转型，林江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他说，乐观，因为看好“新型城镇化”能释放巨大的需求能量，当大批农民转为市民时，势必催生多方面的需求，包括教育、培训、医疗等等。审慎，因为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改变很困难，需要一定的耐性和力度，但现在整个官场和社会的氛围都趋紧。

林江说：“官员怕犯错，不敢做事，还能进行制度创新吗？外资外企进来肯定对政府有要求，政府能从管理者变服务者，顺应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要求吗？还有，中国是法治尚不健全的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完善，能创新吗？”林江也判断，“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一定要在“十三五”期间看到“初步成效”，否则前景不乐观。最糟的情况是经济“硬着陆”，也就是“双降”（降准、降息）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不前，工资受影响，但物价持续走高，“这会给社会维稳带来多大挑战？”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创新创业者”最好的时代，这是“低增值产业”最坏的时代。